父親的回憶——一個極普通工人的家史（三）

 

　　合肥鋼鐵廠新建的76公厘無縫鋼管車間，于1959年11月1日投入生產。這是穿孔機在軋制鋼管。1959年 馬昭運 攝。

　　社會主義改造也一樣。父親說：1954年剛開始準備搞社會主義改造時，傳下了劉少奇的“政策”，說所有職工在社會主義企業里都要成為合同工，廣大工人聽了都很害怕，對這種“社會主義”發生了反感和抵觸情緒。父親和他的同事們都說：“在王鳴一那兒做，一般只要好好干還不會失業，到了社會主義怎么都成了合同工?工作怎么反而沒保障了?要每隔幾年簽訂一次合同。”——其實正是在1954年通過的憲法里就規定，人民群眾有勞動(即就業)的權利，也就是人民群眾的生活要有保障。劉少奇當時就違反憲法。后來傳來消息，毛主席批評了這一主張，說：社會主義改造后工人的工作要有保障。廣大工人立即轉為最最堅決地擁護社會主義改造。

　　工人們確實眼最亮，心最明。不管你叫什么，他們最講實際。在文化大革命中，合同工制度被稱為劉鄧路線，走資本主義道路，對工人實行資產階級專政。1954年劉少奇等人叫做社會主義。鄧小平復辟叫做“改革開放”。但是不管叫什么，工人擁護的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如果合同工制度也配叫社會主義，那么工人們就反對你這種“社會主義”。新沙皇比老沙皇更厲害，黨內的走資派比資本家更厲害。鄧小平復辟，工人們都成了合同工，“合同”的簽訂根本不尊重工人的意見，官僚壟斷資本家說如何就如何，所以工人們都叫做“賣身契”。

　　我自己的親身經歷就是這樣，沒有想到父輩沒有吃過的苦，反而要我們這一代來品嘗。我廠的“合同”上留有空格名義上工人可以題自己的意見，實際上官僚壟斷資本家根本不會同意，我周圍十幾個工人提出自己的要求沒有一個得到同意。我提出我在用看譜鏡時嚴重傷了眼睛，曾經十次眼底出血一次視網膜脫落，要求以后眼睛發病能夠得到醫治，如果不幸失明生活上必須得到供養。這完全合理的要求他們不但拒絕，而且為了應付，他們要我交出病歷去鑒定——我沒有想到，他們竟會篡改我的病歷。我把病歷交出約兩個星期后，他們突然在上午十一點還給我，讓我自己送去，當天下午就要送到。我想不到，也沒有時間驗證在這兩個星期里，我的病歷會多出一句關鍵性的話，而在《鑒定》里這句話居然重復引用了四次。就這樣我的要求被否定了。以前是地主、反革命記變天賬，現在是工人、農民記變天賬，這筆帳早晚要和他們清算的。不僅如此，按理訂了合同雙方都應該遵守，實際光要工人遵守，對官僚壟斷資本家卻沒有任何約束力。如：我們這次簽訂的合同是五年，那么官僚壟斷資本家就必須讓我們干足五年，可不到三年大批工人就下崗了，或者“內退”。我就是二等下崗——“內退”。

　　社會主義改造所以會在1956年成為高潮，還因為資本主義工商業在中國經過解放初的大發展后，已經走到了盡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不適應中國的生產力發展了。1954年和1955年資本主義工商業開始滑坡，生意很不好做，不少企業倒閉，工人失業。我的親屬中就有兩人失業，大伯伯作為小業主在1955年也到了極其困難的境地。那兩年是解放以來物價最最低的時期，現在許多人都把這當作好事，其實物價太低使得企業賺錢少或不賺錢、甚至虧本，是一種危機。這兩年是我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發生危機的年代，連累社會主義國營企業也受到了影響。在職職工生活固然沒有受到影響，失業工人就慘了。所以五十年代工業增長速度以這兩年最慢。社會主義改造后，1956年工業立即得到了極大的飛躍?？涩F在有的人出于某種需要居然大肆抬高這兩年而貶低1956年。(1955年的農業合作化除外)

　　那個時候，共產黨的政策是：企業只要能夠勉強維持就決不能倒閉。資本家的原則是賺錢，如果企業不賺錢那不是白干了?他就要將企業關閉。但這將使更多的工人失業，引起鏈鎖反應。失業的工人越多，購買力越低，物價越低，企業就越不賺錢，就會有更多的企業虧本倒閉，于是又有更多的工人失業，購買力就更低……。當時共產黨的政策是正確的，讓企業盡量堅持，使這個鏈鎖反應緩和得多。不象鄧小平復辟，把企業破產說成好事，工人失業，還寫出了“下崗工人的動人故事”。這只有最最無恥的人才會想得出。

　　廣大工人包括我的父親非常擁護共產黨的這個政策。有的資本家就不愿意堅持，他們辦企業不愿不賺錢，更不愿虧本，有的人千方百計要把企業倒閉了。我記得很清楚，有一天父親突然氣呼呼地回到家里說，有一個老板不知走了什么門路，居然讓政府同意他把企業倒閉了。父親說已經和其他一些工人約好，要到政府里去說，說這個企業完全可以堅持下去，不應該倒閉。后來父親去了，結果如何我就不清楚了。父親的氣好像消了，大概那個企業不再倒閉了吧!父親不是這個企業職工，同去的工人至少大多數不是這個企業的，但他們就是要管這個“閑事”?？磥砉と穗A級確實是有團結力的。然而有一個小業主把商店倒閉了父親和工人們卻都很同情他。那個小業主雇了一個學徒，完全是個無賴，什么工作都不肯做，什么壞事都做。那個商店完全是活活地被他搞垮的。小業主只好把商店倒閉了。開始政府也還叫他維持，但附近的工人們都為這個小業主說話，于是得到批準倒閉。倒閉的唯一結果是那個學徒被攆走了。小業主擺了一個攤頭度日子，成了小販。我親眼看到他守在一輛手推車旁邊，車上放著貨。

　　在資本主義工商業遇到嚴重困境時，光讓資本家堅持也確實不能長久，社會主義改造就應運而生了。資本家所以會敲鑼打鼓地擁護社會主義改造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七十年代有文章說工人和農民一夾攻，資本家不能不接受社會主義改造。這一說法不完全正確，很不完全。蘇聯的工人農民何尚沒有夾攻?但盡管列寧說過，布爾什維克只要國家政權，資本家還可以繼續辦企業發財，列寧也設想過贖買，資本家就是不接受，發動了大規模叛亂，大肆屠殺工人、農民和布爾什維克，以致造成了大規模的階級仇殺。中國資本家所以會接受改造那是他們的企業本來就辦不下去了，與其在那兒硬撐，甚至賠本堅持，倒不如交給共產黨，坐收定息。他們有不得已的一面，有受共產黨教育的一面，也有不甘心反抗的一面。王鳴一把廢品作為資產就是資本家反抗的一面，社會主義改造并沒有改去他唯利是圖的本性。在這次斗爭中，由于一個國民黨留用人員鉆在政府內部搗蛋，資本家勝利了，共產黨輸了?！　?/p>

1956年12月，北京瑞蚨祥綢布店經銷裘皮大衣?！洞蠊珗蟆酚浾邤z(超級工程一覽配圖)

 

　　在社會主義改造的鑼鼓聲中，幾十個資本家的小廠合并，上海刃具廠誕生了，到了1958年大躍進，完全靠工人們的干勁和聰明才智，工廠開始生產游標卡尺，上海刃具廠成了上海量具刃具廠。

　　社會主義改造時，父親和 S還有其他許多工人，多次打報告要求下車間，但不管他們怎樣報告，廠里還是讓他們搞物資管理。父親進了工具倉庫， X進了鋼材庫， S干什么我倒不知道，八十年代他在總師室。資本家的兩個小姨子自然不會那么傻，不會打報告要求進車間，她們進了辦公室。1987年父親病危，其中一人是工會干部，我們真正的工人要受她們管。父親的病和死成了她的例行公事。

　　從工資收入看，社會主義改造似乎并沒有給父親直接帶來一分錢的好處。經過計算，各種名目的收入(包括伙食)加起來父親工資121元。比國家給他定的級別高，按照政策保留。后來一次加工資，按理父親應該加的，但領導希望父親讓出來，父親二話不說就讓了。1962年國家困難，要減保留工資。如果父親那次加到的話，就可以不減，因為沒有加到，工資減少了五元，成了116元。但父親從來就沒有發過一句牢騷，讓工資還是父親過世以后到近幾年我才知道。——補充一下，父親的工資雖然減了，但后來有了獎金，再后來是附加工資五元，所以依此說父親的工資沒有減。不過1962年物價有些上漲所以實際收入還是有所減小。在1956年父親的工資大概可以買960斤米，1964年連同附加工資840多斤。不過也有一些東西降了價。

　　父親收入沒有得到直接的好處并不等于工人階級沒有得到好處。社會主義改造以前，工人工資參差不齊，1956年許多工資較低的工人加了工資，不少人連跳兩級，又為絕大多數失業者安排了工作，全國有500多萬人就業。大量的工資發出去，物資供應一下子緊張起來。物價沒有大的波動，肉、魚等都開始定量供應。布票1954年定的量，大多數人都沒有用完，父親雖然工資比較高，因為父親的負擔很重，又準備搬家，所以我家也沒有用完。但由于人民的購買力提高，1956年布票就要打對折使用了。解放前的剝削者叫苦連天。

　　1955年我們搬家以后，新鄰居中就有一家歷史反革命，雖然解放了，而且沒有工作，不知為什么他家的生活還很富裕。我們剛搬來時就聽說他們家的三個兒女，一個沒有魚就不吃飯，一個沒有肉就不吃飯，還有一個沒有魚肉不吃飯。我就聽父親嘲笑了他們。父親很少說話我只聽到過一、二次。說得最多的是母親，說他們把孩子慣得不像個樣子。我母親說來還是資本家的女兒，但她也很看不慣，她自己從來就不是這樣。父親從小在寧波魚米之鄉長大，吃魚蝦貝蟹不要錢，只要自己肯動手就可以一日三餐有魚蝦，也從來不至于沒有魚蝦不吃飯。第二年魚肉定量以后，那家人就叫苦連天，我父母卻從來沒有說過什么話。

　　1957年資產階級右派就以此叫嚷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降低了，說解放前什么都可以買到，現在許多東西要憑票證了。他們在解放前剝削工農有的是錢，當然認為解放前好，但是這和大多數工農又有什么關系呢?馬寅初則宣布是人口增加太快的結果，又不顧就業大幅度增加，硬說人口增加太快造成了就業困難?？墒青囆∑綇捅僖院?，又把大躍進前宣布為沒有矛盾的“黃金時代”。據說發行票證都在1958年大躍進以后，宣稱憑票證是物資匱乏。其實除了六十年代初，其他時候都是購銷兩旺的。這些人歷來如此，什么事情只要他們認為是好的就一定要避開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最好還得避開共產黨、毛主席和社會主義。比如1958年動員家庭婦女出來工作，甚至里弄干部到家里來坐著不走，他們認為是好事，硬說是1957年，我跟他們說那是1958年大躍進，他們還硬說大躍進時就業困難。什么事情他們認為是不好的，一定要把它和毛主席、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掛鉤，要歸罪于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他們不要事實只有政治需要，跟他們永遠也說不清。

　　解放以后，人民生活是大大提高了還是下降了，工人農民最清楚，反共的右派在工農中沒有市場?，F在鄧賊把他們都一風吹了，工農對他們仍然不感興趣，他們也只有顧影自憐。

　　應該承認，在后來職工中像父親那樣工資達到100多元的就沒有了。但這要從兩方面看。一方面社會主義改造前工資特別低的也沒有了，所以平均工資，全國都比社會主義改造以前高。另一方面就業人數大為增加，不但消滅了解放前大批地存在，到1955年仍有相當數量的失業職工，最最重要的是大批婦女參加了工作。在上海1957年青年女子依靠丈夫還被認為天經地義，經過大躍進，大多數得到了就業。我在上海，一度以為全國都是如此，但1970年到四川才驚奇地發現存在那么多的年輕的家庭婦女。依靠丈夫還是被認為是天經地義。但也不過僅僅三年，大批女青年就安排了工作。1970有人給我介紹對象時還以女方是個合同工而自豪，稱之為“自帶飯票”;到1973年給我介紹對象時，合同工的調子就降低了下去。1949年全國不過八百萬職工。根據鄧小平的數據，1955年各種職工合計人數為2162萬人，1956年就達到了2977萬人，到1976年時，就達到了8673萬人。最后這個數字是鄧小平篡改縮小了的，在他們剛剛上臺時說1976年全國職工9000多萬人，僅全民職工就超過7000萬，后來被篡改為6860萬人。父親一個人供養我們全家五口，還得對祖母承擔義務，負擔并不輕。對于后來的小夫妻來說，雖然沒有我父親那樣的工資，但兩個人來承擔自然比一個人要好得多。據統計1964年全國職工贍養人口包括自己為3.4人，1976年只有2.06人。1952年盡管經過解放初三年的大增長，工資總額還只有68.3億元，平均月工資不過35元，許多人同樣需要養活五六口人。但是1953年就增加到90.0億元，平均月工資超過了35元。1954年和1955年還有增長，達到108.8億元，平均月工資超過41元。1956年幾乎增長了一半，猛增到了158.6億元，盡管500萬人才就業，按常規，工資比工齡長的低，平均月工資還是提高到44元多。1976年據鄧小平數字是489.2億元，平均月工資47元，絕大多數家庭已經兩夫妻工作。所以工資沒有大的增長，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還是有很顯著的增長。鄧小平集團把1958年和1976年平均工資比1957年和1965年低，作為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搞糟了，人民生活下降了的根據。這如果不是存心搗亂，就是連新職工的工資總是比老職工低這一常識也不知道。大躍進全民職工總數翻了一番，從1957年2400多萬猛增到5000萬以上。文化大革命使得職工總數翻了一番以上，正是因為增加了大量工資比較低的新職工，才使得職工的平均工資被沖淡了。平均工資降低正說明國家經濟發展飛速，大批城鄉人民就業。

　　即使按照鄧小平復辟當局的數字，1976年我國在物價穩定、略有下降的情況下，工資總額也從1965年的282.3億元猛增到1976年的489.2億元，即猛增了73.3%，世界上哪個國家有那么高的增長率?1986年據說工資總額增長到了1659.7億元，好像增長率高得多，但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折算下來究竟又是多少?更何況這個工資總額分配極端不公正，少數官僚、惡吏和“精英”占據了相當大一部分，一般職工實際收入不但沒有增長，許多人還下降。那能夠和社會主義時期比?九十年代就更變本加厲了。

　　盡管沒有加到工資，但父親一貫擁護共產黨毛主席，擁護社會主義，工作一貫很積極認真負責。父親知道，解放后自己工資所以能夠提到那么高，絕不是資本家突然發善心了，完全是解放的結果。

　　解放以前自己的收入根本供不起一家五口，對祖母也未能盡過義務。解放后雖然負擔很重，但生活大為改善。社會主義改造沒有加工資也并不等于完全沒有得到經濟上的好處。

　　一個就是房租。我們在1955年搬家，前面說過房子比原來的大為改善。解放前這房子原本不是我們住的，房客大多是資本家和反革命。正因為解放了父親收入提高，我們才能夠搬到這兒來。但雖然搬了進來，房租卻極貴，每個月 19.34元。同樣的房子，比我們早搬進的鄰居只有一半。原因正在于他們是解放前搬來的，解放后工人收入提高，要求改善住房的決不是我們一家，所以房東就乘機提高房租。1953年到1955年正是上海房租最高時期。社會主義改造后確定我們的房租應該是 9元多。不過這只是名義上的，父親的高工資保留，高房租也長期保留，而在1957年搬進來的鄰居，房租就7元了。當時說減房租以后再說，這個以后就是二十年。1976年我家的房租才真正減到了 9元多。不幸的是，不久鄧小平復辟，房租又大幅度地暴漲起來了。

　　不過雖然二十年里沒有減房租，畢竟我們還是住了二十年，大躍進時國家還派人來修繕、粉刷、地板打蠟，后來則每個月發地板蠟。而且國家承認我們房租是高了的，沒有得到實惠還是得到了一個名。不想鄧小平復辟，老百姓差不多要住不起房子了，卻還說房改給人民群眾帶來了莫大的恩惠。更談不上修繕、粉刷，地板蠟也不發了。

　　另一個是勞保和公費醫療。自從社會主義改造后，城市的職工生老病死都有了依靠。老了有退休金，不至于喪失勞動力后生活無著。生病后有了公費醫療。母親和我們弟兄也跟著沾光，醫療費報銷一半。1964年我進了大學，看病也不要錢了?！　?/p>

花溪人民公社敬老院 1959年攝于貴州 李仲魁攝

 

　　父親自認為身體很好，盡管有公費醫療卻在相當長時期里極少看病，我也想不起在我畢業以前他什么時候請過病假。平時有點小病他就扛著，既不請假也不去看病。母親倒要責備他：“現在醫生就在面前，又不收錢?為什么有了病不去看病?小病不醫，大病吃苦。”父親什么解釋也沒有。偶然生病找醫生還是有的，但是醫生給他開了病假條，他往自己的衣袋里一塞就又去上班了。這在毛澤東時代也是普遍現象，許多工人都是如此，是出于對毛澤東時代的熱愛以及和舊社會的對比。也正是如此，所有的工人對于無病裝病，小病裝大病，泡病號的非?？床粦T，我父親也一樣，他說到此類事時說：“看得眼睛要出血”。這我到四川后也遇到過。1973年我在翻砂車間上班時，有一次不小心把一塊廢鐵扔到了組長的身上，當場打出血來。我又害怕，又內疚，我和在場的人都請這位組長去醫務室，可他照樣勞動沒有去。其實我自己也是如此，這也是老一輩耳濡目染的結果。文化大革命到海港勞動，有一次吊車開來，把鐵鏈子打到了我的嘴唇上，當場打腫打出血來。醫生叫我休息，給我開了一張病假條，我還不是又去上班了。無論在學校還是畢業后到廠，我也是有點小病不找醫生開藥的。那個時候，到醫院看病還往往不付現款，廠里有記賬單，拿了就可以到醫院看病。但我一張也沒有用過，以至于連怎么用都不知道。復辟以后，隨著年齡的增長，身體狀況比年輕時差了，醫療費反而越來越高了，公費醫療也取消了，現在已經看不起病了。大概1980年吧，我看到報紙上大肆鼓吹什么醫療也要遵從價值規律，鄧小平們從來就不懂價值規律卻不懂裝懂，他們說的價值規律不過是黑心規律罷了。當時我就說我們南充地區中心醫院要改稱南充地區中心醫店了，我們廠的醫務室就改稱“醫療小賣部”。不料這一完全為歷史證實的預言竟把一些人說得發火了。他們忠于鄧小平卻連鄧小平的報紙都不看也看不懂。電視里總是說，有病要去醫院找醫生，不要自己買點藥吃吃算了。——他們說得輕松，看得起病誰還會這樣做?這不是真正對人民群眾的關心，現在的電視最會做廣告，這不過是當局給醫店做廣告罷了。

　　第三是學費。我說過，如果解放前，父親能不能讓我們上學很成問題，那時生活都很困難。由于解放后父親收入提高，1951年我和我哥就進了校門。盡管如此對父親還是不小的壓力。小學學費視學校好壞每學期高達三十元左右，還有書本和雜費。不過解放了，學校對于經濟拮據的學生可以減免費，我家減了一部分，還可以分期付款。我們也分期付款的。1955年我們搬家，父母為了我們上學奔走了好多天。新家附近的學校都不能減免學費，學費最高的要36元。后來到了一個比較差的學校學習，一個教師同時教兩個年級，學費只要24元。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后，學校比以前好了，學費卻一下子就減了下來，每學期只有六元。所以不能說父親，還有我們，沒有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好處，我們都是既得利益者。連資本家、地主、富農、反革命也是既得利益者，他們的子女一樣可以以低學費進校，生活困難的還一樣可以領助學金。就是社會主義改造以前也一樣，我們有個鄰居是個反革命，他的兒女在1956年以前上學就免交學費。社會主義改造前，我進的幾個小學沒有一個有操場，都是弄堂小學，課間都到弄堂里玩，上體育課也是在弄堂里。1956年下半年到了安福路第二小學，第一次進了有操場的學校。當我進操場后，看到有雙杠、單杠、沙坑、爬桿等運動器械，覺得社會主義改造后就是大不一樣了。我首先對爬桿感興趣，后來竟然在爬桿上成了一把好手?！　?/p>

1958年，北京市宣武區椿樹胡同管界內的624名文盲中有557人參加了掃盲學習。圖為一個掃盲小組在練習寫生字。(超級工程一覽配圖)

　　1958年我進了初中，后來又進了高中，最后考進了大學。以前父親從來沒有想到他的兒子會進大學，做夢都不會想到他的兒子會上大學。解放前在他眼里如果我們能夠像他一樣，讀幾年書然后找個工作就不錯了，很可能還不一定讀得起書。如果憑他只能買一些美國廉價奶粉的工資，怎么付學費?如果解放前的小學校學費也和社會主義改造前一樣高的36元，那么父親一年的工資還不夠供一個人上小學。讀初中、升高中、上大學就更不要想了。

　　在父親眼里我們的前途大概就是學生意。那時候上海和寧波不少父母，對男孩子從小就要進行一些特殊的訓練。父親也是一樣。如果吃飯時去一家人家，往往可以聽到父母，尤其是父親對男孩子一連串的訓斥聲。一是要孩子菜吃少些——那是因為伙食差，女孩子也要受這種訓斥。另一個就是要孩子飯吃快點，女孩子照例不受這種訓斥，她們飯吃得慢是天經地義。在家中我因為飯吃得慢，受訓斥最多。但我到單位從來沒有人說我吃得慢。結婚后拙荊一直說我吃得太快，常?？吹轿冶灰?，一直要我不要吃得太快，經過二十多年我才改過來?？尚r候仍然幾乎沒有一頓飯不受訓斥，不管我吃得多快，總是說你吃得慢。一邊吃，父親在一邊說：“你吃快呀!吃快呀!將來你去學生意，飯吃得不快要吃虧，不會吃飽的?，F在跟你說你不聽，到那時候再想到我們是有道理的也來不及了。”——原來那時候上海和寧波訓練男孩子吃飯快的根本原因就是為了將來學生意，為了不至于因吃得慢而吃不飽。父親經常告訴我，他就是吃得快，學生意時在吃飯問題上沒有吃過多少虧。但這個虧到他晚年就反映出來了——父親死于胃癌。

　　父親告訴我們，解放前上海資本家的企業如果自己用了飯師傅，一般來說工人們還能吃飽。這時資本家最怕的是工人們叫喊沒吃飽。因為人們會說：“在他那兒做事，連飯也不讓吃飽。”但飯師傅就最倒霉了，吃后飯還有余，老板就會訓斥，為什么飯多了?費了他的錢。如果飯不夠，工人們反映沒吃飽，為了避免傳出去不好聽，老板又要訓斥。表明不是他不讓工人吃飽，責任在于飯師傅煮少了。所以飯師傅就成了飯烏龜，只好把頭一縮由著訓斥。另外，不少資本家是不用飯師傅的，而把工人伙食包給飯館，那工人吃不飽就經常了。由于已經包給飯館了，資本家也不怕工人喊沒吃飽了，因為那是飯館的責任。解放前一桌八個人，名義上每人兩碗飯，相當于現在三兩多，本來也遠不如毛澤東時代的糧食定量，大概只是和現在的盒飯差不多。實際飯館總還要少一些，最少時只給十二碗，這樣就總有人只能吃一碗。吃不飽就成了常事。父親還告訴我們，解放前人與人之間等級觀念特別強，一般來說最后來的學生意必須給大家盛第一碗飯，吃了第一碗后學生意各人盛各人的飯，各個師傅由他們的徒弟盛飯，而經理等也由最后來的學生意盛飯。所以學生意如果吃飯慢，餓肚子是必定的了。父親還說解放前，兒子去學生意前父母都要教——剛到企業該你給大家盛飯，你自己第一碗要盛得少，給別人要盛得多。由于自己少，所以容易先吃完，就有機會先去添飯，飯到了自己碗里就不怕了。別人飯多吃得慢，最后添不到飯的就是他們中間吃得最慢的。

　　父親還告訴我們，根據那個時候的等級觀念，名義上四菜一湯，有葷有素，但照例飯盛好后，大家走攏，由經理或其他管理人員，總之一桌中地位最高的人先動筷子大家才能動，肉照例首先是他們吃的，其他工人伺機或許可以吃上一塊。當學生意的就要自己留神，肉是絕對不能去碰的，不然以后日子就難過了，多半還得當“回湯豆腐干”(被開除回家)。當了“回湯豆腐干”被人看不起，從此工作不好找，父母也要埋怨自己不會做人。

　　母親也告訴我，外公的廠里就是這樣。外公自己從來不和職工一起吃。當外公的廠還只有一桌(八個人)時，一般由張家兩弟兄點菜，他們最喜歡點的菜叫做“西施肉”，一碗只有四塊底下是菜，每次吃飯多半他們一人兩塊，其他人吃不成。偶然剩下一塊，照例由工人中地位高一些的伺機吃了去。

　　父親這些話并不是為了做憶苦思甜報告而說給我們聽的，但比憶苦思甜報告對我的教育更深刻。社會主義改造后，我們就是去做學徒也不必為每頓飯煞費苦心了，照理不該再做這種訓練了，可習慣上父親還一直對我們進行這種訓練，讓我們在罵聲下吃飯。一直到我進大學才終止，只是再也不說學生意的話了。——這也是一種社會的化石吧。

　　父親學生意也作過，工人師兄也作過。我不能確切知道父親是不是也曾煞費苦心每頓飯都在盤算，如何使自己不致少吃一碗，如何指望也能吃到一塊肉。父親從來不講。這也不好講，說出來被人嘲笑。所以盡管這種情況極普遍，老上海都知道，在憶苦思甜時卻沒有人出來說的。即使吃得快沒吃過多少虧，沒有必要想那么多，也得益于從小的訓練。那么多上海人和寧波人訓練男孩子，還不就是為了一口飯?在他們還很小時就開始為他們盤算并煞費苦心。財大氣粗的人自然會嘲笑，說工人們每天都處心積慮，盤算的不過是一口飯，一塊肉，自己這么做還不算，還從小就對孩子進行這種訓練。但這完全是社會逼的，心中所想的又不能說出去。

　　難道我們能夠要求工人們在憶苦思甜報告中說：解放前我每天是如何想著能夠添上一碗飯?能不能讓他們說：解放前我每天是如何考慮著能夠伺機吃到一塊肉，并挖空心思?何況自己添上飯后其他工人就得餓肚子。

　　現在的反共分子、右派分子和鄧修分子把解放前倒說成了天堂。記得我曾經跟人說，解放前全國人民包括地主資本家和反動官僚在內每人平均每年最多只吃五、六斤肉。有人一口咬定我：“搞錯了，是每個月。”我跟他們說：“如說每個月，現在也沒有做到。我沒搞錯，就是每年。”他們就說：“照你這樣說，肚子里有什么油水。”——最最討厭的就是他們從來不照事實和根據說話，動不動就是“照你這樣說”，最好一切都照他們說。我完全是照事實說的。最最起碼的事實是解放前我國總共不過養5700萬頭豬，一頭豬要養一年多，每年能夠出欄也不過4000多萬頭，全國人口倒有5.45億，平均每十幾個人一年吃一頭豬，一般一頭豬殺了只有六十斤肉，所以我說的每人平均五、六斤肉雖有出處也只可能夸大不可能縮小。“肚子里有什么油水”，荒唐?。?！解放前大多數工人農民吃飽飯都成問題，還講什么“油水”？全國半數農民糠菜半年糧。大多數農民終年不見肉味，北方許多農村過年過節吃頓餃子還是素的。如果說吃餃子是過年的話，那是因為這是“白面”，許多人平時連大米和白面也是難得吃的。在江南和成都平原，所以公認為富裕，那是因為有稻米吃，江南還有魚蝦吃，有的普通農民還能吃飽。也正如此成都平原被說成是“天府之國”，比它好的江南是“魚米之鄉”，而我國從來就沒有“魚肉之鄉”。我媽說上海是天堂，我們家還沒到一點肉都吃不起，我的姐姐生了病吃點牛肉尚且還有人發話。那些說“肚子里有什么油水”的人在解放前一定是肚子里大有油水了，這些人中間凡我知道家庭出身的就是地主子女。解放前地主、富農的肚子中也不是人人有油水。文革時我們在上海下鄉，許多農民明確地跟我們說，他們現在吃的，解放以前許多富農和小地主還吃不到——上海郊區尚且如此。

　　現在鄧賊之流和反共分子、右派分子們又硬說復辟以前我們都“窮極了、餓極了”，復辟才解決了吃飯問題，中央電視臺說面包史也不忘造謠說，毛澤東時代誰吃面包，回頭率比現在的靚妹還高。這實在是極端無恥、窮極無聊。無論在四川還是上海，至少到1975年我們結婚后從上?；貋?，城鄉都沒有看到任何饑荒，正是這次回來路上，我在火車上才第一次聽說：“現在家家戶戶有幾百斤存糧。”第二次是1976年夏季妻子生孩子，我們化驗室有人借機打聽我的家底，問我準備了多少存款、有多少存糧。我回答說：“去年結婚把存款都用完了，至于糧票我從來就不知道自己究竟存有多少。”我說的完全是實話，可她很不滿意，以為我不愿意告訴她家底，就說：“你會沒有存糧嗎?現在家家戶戶有幾百斤存糧。”這是我第二次聽到這一說法。我可以告訴大家，這兩個人都不是毛澤東時代的擁護者，更不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擁護者，而是最最堅決的反對者。就拿我們化驗室那位說吧，就多次抱怨文化大革命讓她到車間去勞動了兩個月，說到某人態度蠻橫也動不動就拉上文化大革命，說如果在文化革命他肯定要打人了。平時一聽到有人罵毛主席、斯大林就眉開眼笑，我和另一個同事偶然說到某地主如何如何，頓時就顏色不悅并借機挑釁?，F在網上許多人指出毛澤東時代糧食定量并不是農業不好，七十年代糧票大多數人吃不完，大多數家庭有幾百斤存糧。我也這樣說，但并不是從網上看來的，正是首先從這兩位聽來的，在此以前我只知道我家糧食吃不完，從來不打聽別人的家底。和他們比我還只是說“大多數”有幾百斤存糧，沒說“家家戶戶”。我可以斷定，現在這兩位正是竭力傾訴毛澤東時代沒飯吃的人。網上右派們的說法更是離奇，有一個反共分子說，文化革命時有個老工人丟了十斤糧票，蹲在車間里哭，因為這是他全家四口半個月的定量。我問他：照你這么說每人月定量不是只有五斤嗎?他無法回答。另一個攻擊毛澤東時代的貼子，反毛右派跟貼很多，甚至說：要建立一個“特區”，把毛澤東時代的擁護者全部流放到那兒去，每月定量和1971年相同25斤(還沒有說5斤)。我說：歡迎建立特區，但1971年我定量45斤，憑什么只給我25斤?我又歷數了化纖廠、化肥廠、水利設施等，說我國的工農業基礎都是毛澤東時代打下的，應該趕到不毛之地去的不是我們，而正是你們，凡這些工廠和農業設施所在地都屬于我們。這個貼子上了以后，那個主題再也沒了跟貼?！　?/p>

1958年，北京紡織女工宿舍，工廠開辦有幼兒園，母嬰哺乳室，女工生育有產假。(超級工程一覽配圖)

　　話也說回來，1976年春天四川倒確實有饑民們剝樹皮。我們南充的饑民專門到地委里去剝，地委宣布為“反革命事件”，是“向黨示威”。那時趙紫陽當四川省委書記，群眾意見大得不得了，到處都是他的大字報。南充地委書記苗前明正是他派的，近來我才知道這個苗前明文革前緊跟李井泉，無端打擊了一大批未成年的中學生。1975年冬和1976年春，南充也沒有蔬菜吃，我們廠里吃一些很苦的菌子。那個打聽我家底的人問我好不好吃，我挖苦地說：“有吃的”，可見我沒有掩蓋當時的困難。倒是鄧賊復辟，硬把1975年說成由于趙紫陽和鄧小平農業豐收，把1974年說成批林批孔農業減產。1976年四川從全國調了12億斤糧食，連1975年遇到特大洪災的河南省也調了糧食給我們。1970年我到四川以來其他年份沒有饑荒，就只是那一年。至少我知道1973年就大豐收。1974年早稻、小麥大豐收，到處都是農民在賣干面(面做好后曬干，用紙卷起來)，價格特別便宜。我買的一角錢一斤，工人們說貴了，最多只要八分——我們外地來的買東西總比當地人貴些。那年質量差的面只收糧票不要錢。1975年秋收以前也沒有任何饑荒。正是1975年糧食減產才造成了1976年春天的饑民。趙紫陽之流當時是這樣對大家解釋的——大旱，后來又遇到霜凍把菜凍壞了。應該承認1975年確實十分干旱，我結婚回家，10月20回到南充還是盛夏天氣，第二天才下雨，氣溫突然降了下來。如果是天災自然怪不得任何人，但如是人禍省委書記趙紫陽不負主要責任誰負責?那年全國到處干旱，我們乘火車回南充從隴海線過，到處是盛夏天氣。但為什么全國能夠大旱年大豐收四川要減產呢?他們怪天氣正是為了替趙紫陽和自己開脫。批鄧開始后就歸罪于批鄧了。76年的春荒源于75年的減產，和才開始的批鄧有什么關系?1976年毛主席建設的四川化工廠和瀘州天然氣化工廠投產，許多小化肥廠也紛紛投產或達到了設計水平，化肥施用量大幅度增長，加上1976年開始許多優良品種開始推廣，雜交水稻就是一例，1977年推廣面積大為增加，農民日子確實比1976年春好多了。鄧小平們就把1977年的農業大豐收歸功于趙紫陽，其實和他有什么關系?那以后根據他們的數字好幾年沒有增產，甚至略有減產，照例化肥產量在猛增，優良品種種植面積越來越大理應繼續大增產。鄧賊還拍了許多電影，把四川說得一塌糊涂，好像1966年以來一貫都是1976年春天那樣，并且歸罪于“學大寨”。其實1974年陳永貴到四川，就是批評沒有好好學大寨，許多該搞的事情沒有搞。到現在為止許多四川人還在抱怨鄧小平那些電影使得其它地方的人看不起四川。在文化大革命中四川農業真的一塌糊涂嗎?不是!我們再根據鄧賊當局公布的顯然篡改過的數字說話。根據他們的《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四川(不包括重慶)1970糧食產量1756.1萬噸，和1965年1489.4萬噸比，年遞增3.36%是連年豐收。鄧賊公布的數字很偏，尤其四川，他們只選擇性地公布了很少年份。那是因為兩個原因，1961年由于李井泉搞包產到戶和安徽省一樣糧食產量減產，跌破了解放前，另外浮夸風和共產風四川也很厲害。趙紫陽上臺又把農業搞壞了，所以他們就不公布歷年的糧食產量，好掩蓋李井泉和趙紫陽的“業績”。1977年糧食增產也不公布，但我知道1978年減產。1979年他們公布的產量為2483.2萬噸，經過二十年1999年為3559.03萬噸。年平均遞增1.8%，且不管他們有沒有造假，哪個快那個慢大家評說。1975年據說1976.8萬噸，實際只可能貶低1974年(未公布)移栽到1975年上去，但是到1979年四年中平均年遞增5.87%，幾乎全是1977年增產的，當然不是趙紫陽的功勞，也不是包產到戶的功勞，“大包干”還沒有開始，完全是毛主席的化肥廠和優良品種等等，使得糧食猛增了25.6%。

　　解放前除了吃不飽以外，學生意挨打，那是人見人慣的。那個說打學生意是不允許的，會被人看成怪物。就是熬出了師，也不是絕對不會挨打了，當了師傅算是有了面子，特殊情況下挨打也是有的。大家都看過《桃李劫》吧!一個大學生出于安全，反對輪船超載，被打了一個耳光。他賭氣辭職了，從此就陷入了極端的貧困之中。大學生尚且如此，何況其他人呢!挨了打還算不體面，那也是工人憶苦思甜時不愿說的原因。據母親說，外公自己從來不打人，但張家兩弟兄就經常要打學生意，外公也不管。解放以后，就絕對不允許打人了。鄧小平復辟后，打工人又屢見不鮮了，如果說現在沒有解放以前多，那也是長期以來工人們經過毛澤東時代的訓練，有了反抗性，使他們不能過分放肆。至于童工等挨打，現在不是很普遍了?甚至南朝鮮的女老板還強迫大批中國工人跪在她的面前。我想，如果以后再來憶苦思甜，這些被迫跪下的工人大多數也是不會說的，因為畢竟也是很不體面的事。就是現在許多大學生出國，也知道，如果在國外老板打了你一個耳光，你能不能賭氣辭職?只有毛澤東時代的工人才真正做了主人。

　　我敢肯定，那個時候工人們上班時處處受壓迫，時時刻刻得提防，也是處心積慮地盤算的。到工廠以后我就懂得了這個道理。尤其復辟以來許多工人們每天來上班時，心中就在想，不知道今天又得受那些壓迫?目前中國工人受的壓迫比人所共見的“貧富差別”(階級分化)嚴重得多。大多數壓迫不是語言能夠表達的。工人和資本家，和資本家走狗的較勁，許多是在雙方心知肚明下暗中較勁的，就是說出來也會為那些與工人為敵的人所嘲笑攻擊。所以我后來明白為什么許多工人憶苦思甜不愿說。其實真正挖空心思暗中算計別人，口上卻不說的正是那些道貌岸然的人。以吃了一塊肉就當“回湯豆腐干”為例，盡管所有的職工都知道，被開除的真正原因就是吃了一塊肉，卻絕對不會說這就是學生意被開除的罪名，而總是要另找岔子另加罪名。你如果跟他們這樣說，他們立即會說：“哪是這么回事?你是犯了某某錯誤被開除的，卻說我們連肉也不允許你吃一塊。”

　　母親歷來說“上海是天堂”。解放前“天堂”里不少人吃不飽飯也是常事。我到了四川以后，一位老工人，就是被我打出血的組長說，他從小每天就是兩個紅薯。后來他被抓過壯丁，每頓飯必須在五十秒里吃完，飯里還盡摻了沙子，說到底是不讓你吃。他說如果不是后來逃出來說不定早就死了。他說這話在七十年代初，那時他定量45斤，主要吃大米，搭配一些粗糧。我說外公家生活“也不過如此”，不是說他們不比勞動人民好得多，但“也不過”不至于餓肚子吧!——舊社會本來就是這樣，父親說“處于半饑餓狀態”本來就是事實。許多農村吃糠咽菜是常事，寧波魚米之鄉要好得多，父親也實事求是地跟我說：“解放前寧波飯沒吃的人家不多”。不過說到長工時，父親就說某節日(大概端午節吧，記不清了)長工們吃飯時必須有一碗米莧，因為這個時節的米莧最好吃——這就是當時魚米之鄉的長工一年中的追求。但寧波也不是完全沒有饑荒的時候。自古以來，全國農村以江南最為富裕，江南又以寧波最為富裕。江南是魚米之鄉，寧波靠近舟山群島，海魚就從那兒上岸，所以寧波海魚歷來最為便宜。除此以外寧波又是稻田水網區，船運方便，土地平坦肥沃，易于灌溉適宜水稻，河流比江南任何地方都多。出淡水產品，也出一種水草，寧波人叫做“割門草(音)”我一直不知道這“割門草”是什么，1987年問過父親，父親只是說不能讓“割門草”到水田里去，不然就在水田里長了起來，影響水稻生長。到底也沒有使我明白，我懷疑就是水葫蘆或水花生之類。解放以前遇到災荒年寧波農民也要靠吃“割門草”度過荒年。解放后也發生過，我是1955年前聽到一個鄉下親戚到上海來，說1954年寧波遇到災荒歉收，有的農民在吃“割門草”。——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樣的事。后來祖母住在我們家里說過好幾次解放前她親歷的寧波吃“割門草”的事，以及如何吃法?我年齡小，祖母又不懂公元，哪些年份沒有搞明白。在寧波吃“割門草”成了災荒的同義詞。下面將說1962年寧波農村苦得不得了，我一個親戚是靠上海親屬救濟度過的，據我的哥說那時也發生過其他農民吃“割門草”事件。但可以肯定，自此以后再也沒人吃過“割門草”。不知道現在寧波的年輕人知不知道?！　?/p>

1960年1月30日，一年一度的北京春節環城賽跑，從北京天安門廣場開始。(超級工程一覽配圖)

　　現在對于六十年代初的饑荒，危言聳聽的議論層出不窮，越來越離奇，時間上也越來越往前挪，盡量歸罪于大躍進。不能說未曾有過饑荒，我就挨過餓。饑荒的原因另論，但如果和解放前比，也不過是很一般的年景。鄧小平剛復辟時，根據他們文章中的人口數字和糧食總產2800億斤(后來知道他們數字是2870億斤，把尾數去掉了)我作過計算，算得1960年我國人平糧食產量407斤。這確實是半饑餓的數字，但比1949年的402斤還是要好?？梢娊夥徘皩嵲诒冉夥乓院笞钌俚哪攴葸€要少，何況那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艾奇遜說蔣介石被推翻是因為解決不了人民的吃飯問題，客觀上承認了解放前饑荒遍地。解放初我國無論如何談不上已經擺脫了饑荒，充其量在已經土改的地方分配比較平均了而已。1950年的人民生活水平就決定于1949年的糧食產量。毛主席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里說：“飯勻著吃，房子擠著住。”就是當時的情況。小時候給我們講羅盛教的事跡，1950年他去朝鮮以前部隊吃飯常不夠，就不添飯說已經吃飽了。一個國家總不會不照顧自己的軍隊吧!可這比戰爭年代還是好得多——紅米飯、南瓜湯，甚至只有傷員才能吃到野生植物的淀粉作的窩窩頭。國民黨的軍隊也有很多人吃不飽?？箲饡r，華北偽軍往往只能吃點土豆。上海附近的偽軍要好一點。四清時我看到一個偽軍交待他由黃包車夫到當偽軍，正是為了有口飯吃，更談不上養家活口。由此可以看到解放前的人民生活水平了。鄧小平一伙為了貶低毛澤東時代，實在墮落到了極點，甚至不惜變著法子抬高解放前。他們明知解放前人口統計不全，計算人平糧食產量仍說那時中國只有四億五千萬人，所以據說比大躍進高得多，到后來又是比整個毛澤東時代高得多。為了捏造出餓死幾千萬人的謊言，鄧小平公布的六十年代初人口數字后來也減少了，許多人已經指出這些數字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絕對有捏造。2004年我據此計算1960年人平糧食產量就是425斤了。按1960年糧食總產2870億斤計算，更是430斤，這就不是饑荒數字了。印度人平糧食430斤時還說豐收可以出口了。——對鄧小平集團來說，公布人口數字是個難事，多了就不能夸大餓死人，少了把人平糧食產量抬了上去，又不能使人們感到是饑荒了。作偽者無不破也!

　　1949年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還是靠了解放。不少老解放區，比如東北已經全部解放又經過了土地改革，農業已有相當大的增長。

　　解放以前沒有一個上海人可以說沒看到過餓死人。那時每天一大早就有汽車開出去收尸，尤其冬天，一場大雪下來，早上收的尸體一卡車、一卡車地拉，車上堆積如山。上海把叫花子叫做癟三，那是因為他們餓得皮包骨頭，處于垂死狀態。父親曾經告訴我們，解放前祥豐一度生意很清淡，有一次他和 S沒事情，就約好算一下今天推開玻璃門進來討飯的叫花子究竟有多少人，結果統計到七十幾個時，便再也數不清了。母親說(說來她還是資本家的小姐時)，有一次乘三輪車出去，路上起了個好心，給了一個癟三一分錢(指最低貨幣單位)，引起了大批癟三圍困要錢，人數達到好幾十個，差一點走不脫，連三輪車夫都有意見了，說不要起這樣的好心。還有一次母親出去買生煎饅頭，回來路上遇到一個叫花子，端的鍋被他一把打翻在地，然后立即用極臟的手把饅頭一個個地捏一把。母親氣得大罵，也只好自認晦氣，但心中還是非常同情他，因為他們實在餓極了。這種境遇在上海不是母親一個人遇到，人人不能不擔憂提防。我還聽到有人說，解放前他親眼看到過，有個人在馬路上嘔吐了，癟三們立即圍上來搶著吃干凈。我在學校畢業后到四川，聽說在李井泉統治下，困難時期腦力勞動者定量只有19斤，大為吃驚，四川的百姓也對李井泉極其反感。但如果癟三們能夠有19斤定量，一定認為是進入天堂里了。所以即使解放后最困難的時候，最差的地方也比解放前好得多。那個時候施舍給癟三的是餿了的飯，倒不是人們的心眼壞或小氣，一般居民吃餿了的食物也是常事，吃的東西是不講倒掉的。我記得解放初有一次父親從店里的淬火間拿了一些剩面來，懷疑有氰化鉀污染，但母親和他爭了半天沒有哪個說是要倒了的，而是母親說她來吃，父親說他來吃。結果早上父親和哥搶著吃了。從經濟上來看我們已經完全沒有必要再吃這面了，但解放前的歷史活化石還在，吃的東西還是不講倒了。飯餿了不能吃還是共產黨宣傳的結果。解放初有一次母親開會帶我去，由一個婦女干部主持，跟婦女們講話。我記得講了兩件事，第一是“這血和那血是一樣的”，我也不懂什么意思，也沒有想到要去問。大了后回憶起來知道是指婦女的例假。另外就是跟大家說飯餿了不能吃，有細菌，吃了要生病。盡管如此，我們家飯餿了一度還是吃的，用開水淘一下，算是比解放前講究了。當然沒幾年后我家經濟條件提高，飯餿了再也不說吃了。

　　社會主義改造后是整風，我親眼看到父親寫大字報。接著是反右?，F在社會占統治的觀點，尤其在知識分子中，把反右看成不得了的暴政。工人從來就沒有這樣看待過，幾乎不感興趣。我就從來沒聽到父親對于1957年反右有過什么二話。社會主義好不好，共產黨毛主席好不好他們自有定論。大家知道1989年盡管廣大人民群眾都加入了那場五月風暴，大規模游行示威抗議鄧小平復辟當局。甚至面對坦克和機槍不退縮。但對大多數群眾來說，有幾個人對于什么“民主”、“自由”以及“多黨制”等感過興趣?他們感興趣的是反對官倒、反對腐敗、反對鄧小平當局和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對人民的剝削壓迫。何況1957年呢!右派分子的口號迷惑不了工人。在工人中根本就沒有市場。1957年的右派也不堪一擊，報上不過發表了一篇文章頓時屁滾尿流。根本用不著出動武力，也沒有那個右派敢于直面刺刀。這倒和方勵之把學生挑動起來以后，看到軍隊開來，立即棄廣大學生于不顧，自己往美國大使館一鉆差不多。方勵志原本就是1957年的右派。

　　廣大工人真正不滿的不是反右，倒是1958年初的勞教風。

　　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都知道，1957年整風是有很大成績的。雖然解放以后有一些干部作風不好了，更有如留用人員等投機分子鉆入了執政的共產黨，但是1957年大多數干部還是保持著革命戰爭年代那種作風、那種精神，能夠虛心聽取群眾的意見，也虛心改正缺點錯誤。所以經過整風，總的來說干部作風大為改善，群眾也有了大躍進時代那種意氣風發斗志昂揚。以前都是整風反右連在一起說的?，F在一切反共分子、右派分子、鄧小平復辟當局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把整風說成僅僅為了“引蛇出洞”，成績被抹煞了。當然不能說干部個個都虛心接受群眾批評，打擊報復是有的。我在文化革命中就看到檔案，有人對領導提了意見，領導就在反右時企圖把批評者打成右派，但沒有成功。中央明文規定工人中不劃右派，保護了一大批人(這一文件我在鄧賊當局的《中國共產黨建國以來文件選編》里沒有找到)。但這些人還是會變戲法，1958年初出了個勞教風，許多群眾被送去勞教。工人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一樣，他們最最痛恨的不是反右，而是勞教風，但鄧修當局據說最會平反了，對勞教風卻至今沒有提過。好像根本就不存在。對反右切齒痛恨的人也是閉口不談勞教風。有時他們也提到勞教風中被誣陷打擊的人，那是作為反右的陪襯，目的是為了說明反右中工農也有受整的，為自己樹立“群眾性”，把反右加個反人民的頭銜。至于勞教風中被整者的最后命運照例是不關心的，目的達到了就不提了。他們從來就沒有提出要為“勞教風”中挨整的無辜者平反，連存在“勞教風”都閉口不提。

　　父親就好幾次提到過勞教風。不能說勞教的人都是冤案，在社會主義改造后搞些勞動教養原本是必需的、應該的。按照憲法，社會主義國家不勞動者不得食，從舊社會來的人中，總有一些剝削者、懶漢不愿意勞動而習慣于坐食，他們過寄生蟲的生活慣了，到了社會主義社會還是不改，國家就有必要訓練他們養成勞動的習慣。但勞動教養制度出來以后，竟然被某些干部作為鎮壓人民群眾的手段，確實有相當多的人是被誣陷或罰不當罪的。我親眼看到父親對于一個勞教分子關懷備至，從來就不和他“劃清界線”。父親說他不過是個失業工人發幾句牢騷又有什么罪?父親還多次提起過一個例子，有一個女的不要臉，經常勾引干部，許多工人稱她為“脫褲子黨員”，即以色相引誘賣身投靠混入黨內。有個人看不慣，就對別人說“這個女的不要臉，如果你在她的大腿上擰一把，她保證悶聲不響。”——這本來是一句氣話，可是卻被送去勞教了，罪名教唆犯。真正的原因是打擊報復。女流氓和被她勾引的干部最該去勞教沒有去，倒由他們把不滿他們的工人作為流氓送去勞教了。是非曲直顛倒到了極點。

　　我們復旦大學也有這樣的例子，有個女的叫季寶卿，就是先勾引團委書記徐震，后成了黨委書記楊西光的情婦。于是畢業后留校，接著入黨、提干，文化大革命時已經成了復旦的黨委常委，黨委代理書記也得聽她的。因為柯老去世，楊西光提拔為上海市委候補書記后，不再兼復旦黨委書記，就通過季寶卿遙控復旦大學，她說的話就是楊西光的旨意。楊西光有一部直通電話，接到她的家里。有事照例通過這部電話先跟她說，再由她傳達給復旦黨委。這個季寶卿就是典型的“脫褲子黨員”。

　　鄧小平復辟，要在文化大革命的反對派里找一個“烈士”?？墒俏幕蟾锩姆磳ε啥己退粯又粫懻J罪書，保證“永不翻案”，哪兒來的烈士?他只好把一個找死的女流氓封為了烈士。最最荒唐的是，判她死刑和判江青死緩的是同一個人，毛遠新卻被當成了罪魁禍首?，F在許多人已經知道這個“烈士”是專門勾引干部和文藝界人士入獄的——總之不是姐兒愛俏就是腐蝕拉攏干部。她自己承認了兩個，一個文藝界、一個干部，人們知道至少還有一個干部，她還把他照片縫在衣服里。不知道是不是“脫褲子黨員”?這個女流氓原來判刑兩年，正因為讓丈夫戴上了綠帽子，丈夫和她離婚才找死的。開始自殺，監獄里被發現當然要制止，于是以寫反動文章和狂呼反動口號找死。

　　好好的共產黨就是被這種人搞壞的。

　　應該承認以前由于種種原因暫時不能解決“勞教風”問題，這也是階級斗爭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一個例子?？傆幸恍┤?，要代表大官們的利益壓迫人民，任何人無法徹底解決。他們要把反右擴大化，把一些群眾當作右派來打擊，中央可以發指示阻止，可阻止不了他們變著法子搞個“勞教風”出來。如果中央再發指示糾正“勞教風”，他們還會變出另外的法子整群眾。

　　七十年代初國家經濟和1958年同樣欣欣向榮時期，也發生過一場大規模的全國性“批極左”、“揪五·一六”的歪風。我們四川還就什么“三老會”，一時間到處是“三老會”大多數是年輕人，我說：“如果說他們是三青團還差不多。”1972年中央何尚沒發指示糾正?毛主席為在這股歪風里被整的群眾落實政策，提出不要動不動就是三反分子、五·一六。但落實政策阻力重重長期被拖著，許多人還是受壓。這就和1957年中央明確提出不在工人中劃右派，結果還是出了個“勞教風”一樣。鄧小平一復辟，1972年的落實政策就被否定。要求落實政策的群眾大批受到打擊，不少人被稱為幫派，或被戴上帽子，或被開除公職，有的被投入監獄。鄧小平集團在吹捧趙紫陽時說打倒“四人幫”四川只抓了兩個人，那是瞎說。我們這個小地方就有不少人被抓，我廠就有一個，另一人曾和我同寢室已經退休被戴上帽子開除出廠。1984年在貧困中悲慘地死去。

　　歷史上許多事情不是哪個人發個號令就能取消的，一定要發生的事情誰也沒法阻止，在一定的歷史條件沒有來到時，毛主席、黨中央也就只能等待。就好像抗戰時期蔣管區的統治如此腐敗，毛主席可以譴責，可是能不能號召推翻蔣介石呢?當然不能!對于蔣管區人民的痛苦確實無能為力，當時最主要的歷史任務還是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而不是推翻蔣介石，相應地也不是解放蔣管區的人民。全國解放后，西藏和平解放了，萬惡的農奴制度依然存在，在九年時間內要解放農奴還是不妥當。

　　列寧就提出過在社會主義社會里還存在著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國家的本質就是鎮壓，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就是資產階級專政，壓迫人民群眾。在1976年毛主席更進一步地明確提出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做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一百年后還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總還是要革命的?？偸且徊糠秩擞X得受壓，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呢。”所以，如果毛主席還活著，很可能幾年后勞教風和“揪五·一六”都解決了。七十年代毛主席已經把許多監獄撤銷了，勞改犯放了，在獄的也給予人道的待遇。我國成了按人口比例監獄最少、犯人最少、警察最少的國家。犯人釋放后也沒有重犯的。如果加以時日，“勞教風”的問題興許早就解決了?？舌囆∑絼倧捅贂r，許多知識分子竟然不知道警察國家的名聲丑陋，大吹特吹帝國主義國家的警察如何有權威，指責我國警察太少。所以說如果這些人在1989年吃武警的子彈或拳腳，那是他們自己招來的。不過那年大屠殺中，被害的主要還是工人群眾。方勵之往美國大使館里一鉆不就沒事了?

　　還是一句話，工人農民眼最亮，心最紅，香花毒草分得清，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他們最明白。不要看有些知識分子那副自命不凡的樣子，他們看不起工農，自以為了不起，實際知識水平卻遠遠在我父親那樣的普通工人之下。

　　不過盡管有那么一些不正常的事情，總的來說大多數共產黨的干部還是好的，工人對共產黨是熱烈擁護的。社會主義改造后，他們感到自己真正成了社會的主人。于是這個熱情爆發出來，于是有連續三年的大躍進并為我們這個農業國奠定了工業基礎。

　　1958年大躍進，父親和大多數工人一樣，以極大的熱情投入進去。廠里掀起了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高潮。許多工廠試制新產品，研究新工藝，新技術。上海刃具廠開始研制生產以前和他們風牛馬不相及的精密度很高的量具。盡管只有一些老爺機床，經過廣大工人的努力，終于研制生產成功游標卡尺，并改名為上海量具刃具廠。

　　鄧小平剛復辟時，該廠一些大學生聯名寫信給上海的《解放日報》，告領導不重視、不依靠知識分子，罪證是發獎金時，他們和一些老工人沒有差別?！督夥湃請蟆酚浾呱祥T問罪，上海量具刃具廠的領導跟他們說，我們原本是資本家的小廠合并起來的，現在生產的產品是那些老工人1958年研制出來的。這些大學生還沒進廠，他們六十年代才進廠。二十年過去了，我們廠生產的還是1958年的產品，他們的貢獻在哪兒?有貢獻的老工人獎金如果和他們不一致，我們怎么擺得平?《解放日報》記者啞口無言，悻悻離去。我也不是說所有的大學生都自以為高人一等，我也是大學生。但確實有許多人不自量力，說出話來非?？尚?。他們口稱要重視知識、依靠知識分子，原來就是沒給他們以特殊優厚的待遇，可見純粹是爭名于朝、爭利于市。如果確有與眾不同的成績，待遇比別人高點人們是可以接受的?？伤麄儾蛔鍪虑閰s光想比別人多得好處，實在是被鄧小平的歪風吹得熱昏了頭，不知道高低輕重。我們廠1980年來了兩個大學生，未進門就開了天價。先要給他們二萬元錢，多少平方的房子，還要每月二百元以上的工資——那時物價才開始上漲。廠里領導說：“我們廠小養不起大菩薩，要這樣的條件另請高就。”他們還是不得不正視現實報了到。但廠里仍然特殊照顧了他們。1984年分房子，我沒有分到新的，他們比我少十年工齡倒分到了。廠里又送去培訓，他們學到本領后就孔雀東南飛了。1995年我們廠里又來的一批大學生就沒有這樣狂妄了，工資才130元，只能買104斤米，連吃飯都不夠，而我在1970年工資是300斤。1970年的學徒進廠都比他們強。工人們都很同情他們，而對1980年那批，工人們只有嘲笑。

　　游標卡尺看來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東西，但大躍進以前我國就是生產不出來。我在拙作《急需批判的兩大瘋論——兼談我國經濟建設之親歷》里說過，　　

1960年6月，亞洲最大的重型機器廠——中國第一重型機器廠，在齊齊哈爾富拉爾基初步建成。(超級工程一覽配圖)

 

　　我從小在上海生、上海長，上海大多是弄堂工廠。文革前夕，聽說我國的機械廠，大多數零部件還得一個個地湊大小才能裝配，而資本主義國家卻隨便拿一個零部件就能裝，感到很驚奇，沒想到我國還那么落后。但仔細想想就覺得不足為奇了。我開始參加生產勞動時還在讀小學。那是五八年初，毛主席提出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也就是剛開始大躍進時。那時我們干的就是把藥廠生產的，裝藥的膠囊一個個地湊大小——那時我們連膠囊都做不成一樣大?，F在想起來，每個得經過我們的小手，也不衛生?？墒窃瓉砦覀冞B膠囊還生產不出來，能夠生產已是一個很大的成就了。——不知道這叫不叫我國與西方國家處在同一個起跑線上?據父親說，解放前我國生產的機械零件，被稱為野雞零件，也就是不標準，主要是靠能工巧匠手工做的。那就是解放前我國的機械工業水平?？墒窃谄呤甏?，即使我們這樣的三流地方小工廠，生產的柴油機已經可以隨便地拿一個零配件就安裝了。也就是已經實行了標準化、系列化、通用化。離文革前夕不到十年。

　　鄧賊復辟后為了貶低大躍進的偉大成就，和許多反共分子、右派分子一起造謠說，在蘇聯幫助下1957年我國已經建立了自己的工業體系，完全是瞎說。蘇聯的幫助既不能縮小也不能夸大，要實事求是。赫魯曉夫可以幫我們建設飛機廠、汽車廠、常規武器廠，156的核心就是軍工，使得蘇聯在美日威脅面前能夠有中國這個屏障，免得兩線作戰，但就是不要我國建立自己的工業，要搞國際分工。

　　沒有計量就沒有現代工業，1957年我國連最最簡單的游標卡尺都不會制造，甚至膠囊也不能做得一樣大小，哪兒談得上有了自己的工業體系呢?據說造游標卡尺必須有比游標卡尺更精密的量具以及相應的精密設備，因此我國沒有制造游標卡尺的條件——不知道世界上第一個最最精密的量具是從哪里來的?？筛赣H廠里就是在大躍進，也是靠大躍進，依靠工人階級的智慧和干勁，自己造出了需要的設備也造出了游標卡尺。我不知道工人們是如何克服困難制造出來的，父親也從來沒對我們講，他是管倉庫的也許確實不知道，但也是大躍進時，父親對我們說過在他們造游標卡尺時，另外一個廠造出了千分尺(廠名已忘)——工業也需要千分尺乃至更精密的量具。我不知道造出游標卡尺有沒有上報紙，但可以肯定，即使上了報也是大躍進無數成就中極不起眼的一個。類似于造游標卡尺那樣，大躍進時我國解決了無數個造某某必須先有某某這樣的問題。比如造萬噸水壓機必須先有萬噸水壓機，因為水壓機的橫梁就得靠萬噸水壓機來鍛壓;大工件金加工必須先有大型金加工機床，而大型機床本身就有大工件;精密加工必須有精密機床，而精密機床本身就很精密……這些問題都是大躍進中依靠工人們解決的。相比之下，游標卡尺確實算是很小的成就了。

　　飛機廠、汽車廠、常規武器廠等也需要量具，大概由于這個原因，蘇聯在哈爾濱還是幫我們建了一個量具刃具廠(不知道制造什么量具)，但制造萬噸水壓機赫魯曉夫就決不愿意了。甚至連氧氣瓶也不愿教我們造，每個氧氣瓶要我們用十頭豬來換，但沒有難倒我們，也是上海工人在大躍進中搞出來的。沒有大躍進、不依靠工人階級解決了那么多的問題，中國根本就不能建立起自己的工業體系，更談不上工業化。

　　現代的歷史學家覺得古代有許多不解之謎，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奇跡。比如埃及的金字塔是怎么造出來的，獅身人面像是怎么造出來的，復活節島的石像也是怎么造的，美洲的金字塔又是怎么造的等等。他們費盡了心機總很難解釋，到最后只好歸之于外星人。我早就說過了，這些事情光靠歷史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等知識分子是難以解決的，為什么不到工人中去問問工人呢?據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下海港聽碼頭工人們說，解放前我國并沒有什么機械，但船艙里幾十噸甚至幾百噸的東西他們依然有辦法提上來并且運走?；蛟S某些老碼頭工人倒可以解決這些外星人才能解決的問題。如果我國長期否定大躍進，等到經過大躍進的老年人都去世了，資料也都被仇恨大躍進的人毀掉了，那么總有一天，當人們要認真研究中國工業化的歷史時，就會發現歷史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們無法解決、不可思議的事情太多了，何止成千上萬?最后的結論只能一個：中國的工業化完全依靠外星人幫忙才建設起來的。以萬噸水壓機為例，那是大躍進的一個典型工程?？沙怂臋M梁必須依靠另一臺萬噸水壓機鍛打以外，金加工也沒有大型機床，要金加工必須先把它吊起來，我國又根本沒有大型吊車，吊起來后又如何按照我們的需要把它翻身呢?何況還有更大的立柱，還有其他的部件，它們是如何制造出來的，立柱需要鑄造，我們根本沒有那么大的煉鋼爐可以一次提供那么多的鋼水，各種部件都有金加工問題，要求相當高的加工精度，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就是已經制造出來了又如何把它們裝配起來?……所有這些，都是比復活節島的石像復雜千萬倍的問題。金字塔的石塊只有幾噸重，復活節島的石像只有幾十噸，萬噸水壓機的橫梁幾百噸，……西方國家不肯幫我們，赫魯曉夫不肯幫我們，南斯拉夫倒有一臺愿意賣給我們，卻無法解決拆卸、裝配和運輸問題，要我們自己來解決。結論只有一個，萬噸水壓機是外星人幫我們造的?！　?/p>

　　1962年6月22日，上海江南造船廠經過四年努力制造的，亞洲第一臺1.2萬噸自由鍛造水壓機，在上海重型機器廠試車成功，并投入試生產，能夠鍛造幾十噸重的高級合金鋼錠和300噸重的普通鋼錠。它的成功，標志著我國重型機械的制造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超級工程一覽配圖)

　　父親廠里生產的游標卡尺是大躍進中小而又小的成績。自命不凡、無所不知的大知識分子和反共分子、右派分子如果認為沒有什么稀奇的話，就請他們搞搞看，給他們一堆老爺機床，讓他們辦一個游標卡尺廠試試看。——諒他們搞不出來，他們只會說外國早就如何如何?？梢詳喽ǜ赣H廠里那些被鄧賊復辟吹得熱昏了頭的大學生，聯名《解放日報》狀告領導不重視知識分子的大學生，就絕對做不出來。不然為什么進廠快二十年了，條件比原來好多了也沒搞什么名堂來，為什么生產的還是1958年的產品?沒有大躍進，不發動廣大工人農民，沒有工人農民意氣風發、斗志昂揚，不發掘他們的智慧，就決不會有我國的工業化。

　　大躍進時社會活動特別多，除四害、講衛生，擁護炮轟金門馬祖，反對蔣介石賣國集團，反對美國干涉我國內政。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黎巴嫩，游行示威，聲援伊拉克和古巴革命。聲援日本人民反對艾森豪威爾訪日，游行示威反對美國武裝日本。歡呼李承晚、岸信介、曼得列斯下臺。掃盲、綠化、大煉鋼鐵、支援農村成立人民公社、勞衛制、群眾性詩歌運動……

　　廣大工人除了搞好本職工作以外對這些活動也盡自己的能力投入進去。如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父親也是一樣，除了上班還有許多社會活動。還要下車間參加直接生產勞動。父親的本職工作是管好工具倉庫。由于所在的上海量具刃具廠，原來是由幾十個資本家的小廠小店合并起來的，留下的是一堆爛賬。我父親就給自己定下了一個任務——理清這些帳目?，F在有關人員只要對上級說一聲，這些都是爛賬，我不能負責就算交待了——這還是好的。不好的就趁機做手腳，貪污盜竊。而父親卻用了一年多的星期天和晚上加班，把這幾十本爛賬理得清清楚楚。那時候我很少見到父親。幾乎每天我們還沒醒，父親就去上班了。臨走前他還要為家里買菜，煮好早飯。每天他起得最早，天不亮就起身，開始還要生煤球爐子。晚上他又很晚才回來。查賬結果沒少一分錢的東西。——只是多出了九顆金剛石，不知來路，我父親繼續查了好幾年未得結果。是多出來!不是少了!據父親說最貴的一顆價值當時的2200元，其他沒有這么多。父親從來就沒有想到過要把它們據為己有，一直放在倉庫的辦公桌抽屜里。第一次“四清”時向領導匯報入了帳。不料在第二次“四清”時竟然為此吃了冤枉官司。這在下面再講。

　　父親在1955年填表時自評曰：“能接受意見，工作尚負責，少發言，少提意見。”——這能僅僅說是什么“工作尚負責”嗎?應該說是極端負責。如果這不算極端負責世界上就沒有極端負責了。少發言，少提意見——這是事實，父親歷來很少說話，我問他一些事他也回答得很簡單，說得很少，甚至只有半句話，許多事以至于今天要我去考證。下面我們事事會遇到。

　　我在《【轉載】毛主席《黨內通信》1959.4.29.》的“按語”里說：

 

　　許多人醫生開了病假，把假條往衣袋里一塞就又去了車間。以至于黨書記要帶著醫生到車間里來“捉拿”病號。醫生“揭發”，這個人體溫三十九度，那個人一天拉稀七、八次。然后書記訓話：“你這身體，怎么能夠上班，更不能加班，還不快去休息。”而工人照例是能“賴”就“賴”。書記只好派人將他們“遞解”出境，還得送上公共汽車?？?ldquo;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只乘了一站路就下車，又溜回了車間。

　　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前面已經說過，父親就很少看病，有時醫生開了病假條，往衣袋里一塞就上班去了。當時就是這樣，父親廠里就有書記來“捉拿”病號。我不知道父親是否被“捉”過，他表面上身體一直很好，也許沒有被“捉”住過吧!一直到1971年疾病總爆發，父親身體垮了下去后才真正享受了病假?？墒俏以诰W上發表后，居然遭到了反共分子的謾罵。什么“白癡”啊，“惡心”啊，“幼稚”啊，“沒有人本觀念”啊，“全他媽的虛妄至上”啊，“強制給人洗腦”啊，等等。

　　既然他們不敢正視現實，我干脆再舉幾個例子。本來和我父親倒是從來沒有關系的。不但父親幾乎每天每星期都加班加點，大多數工人都是這樣，完全是自覺的，誰也沒有任何人強迫。只是各人給自己定的任務不一樣，一般來說工人以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為主，主動地改進工藝，提高機器的轉速，把手工操作改為機器操作，因陋就簡土法上馬制造土機器，改進洋機器，研制制造生產國家從來沒有生產過的東西，填補國家的空白等等。許多人甚至一度把鋪蓋搬到廠里來，白天黑夜地干，餓了就吃些東西，實在困了就找個地方打開鋪蓋倦著睡一會，就這樣連軸轉。到最后以至于中央要下達文件，要求大家勞逸結合。自古以來由“朝廷”下達圣旨請老百姓注意休息不要太勞累的還沒有先例。這個文件在上海人人都傳達了的，我們也聽了傳達。但是我下載了鄧賊當局的《中國共產黨建國以來文件選編》這個文件居然不在內。鄧賊發表文件實在太偏了。他們完全是為了他們的政治需要服務的。像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報告，還是大大篡改了的?！　?/p>

1964年，大慶油田鉆井隊大隊長、“鐵人”王進喜在井上向工人問寒問暖。 新華社記者雪印攝(超級工程一覽配圖)

　　那時的干群關系也很融洽，我們不能只看某些地方某些干部，要看大多數。比如，大躍進時工人干勁十足地干，領導也力所能及地到車間里和工人一起勞動，技術性工作領導不懂時就做力氣性的，夏天領導到車間來，看到工人滿頭大汗，一個個地給工人打扇，上海有個工廠(其實是普遍性的)一批工人晚上加班加點才離廠，另一批工人又來搞技術革新了。上夜班要解決吃飯問題，炊事員本來準備回家了，看到他們來了就立即表示繼續留下為他們煮飯?？墒屈h書記說：“不行!你已經上了十幾個小時的班了，趕快回家吧!”工人們聽說了，看到食堂里還有冷饅頭，就說我們吃冷饅頭吧!書記說：“不行!那對身體不好，我不懂技術，不能搞革新，還是我來給你們煮吧!”這樣當工人們革新到了一半，書記已經把熱氣騰騰的咸菜肉絲面端到了工人們的面前。工人們搞了技術革新后準備回家了，經過食堂，才發現書記拿了一杯開水在啃冷饅頭。工人們說：“書記你怎么啃冷饅頭?”書記說：“冷饅頭不吃要壞，是浪費。”——這樣工人們怎么不為國家拼死拼活地干呢?

　　反共反毛反社會主義分子不相信這是真的，那是他們本來就是不釋手段謀取私利的卑鄙小人，自己心地齷齪不可能理解大多數工人群眾的高尚品質。知道“第十二次特快”嗎?知道“六十一個階級兄弟”嗎?不知道就去好好了解一下吧!這是一個時代的精神，我們在當時一樣，也會這樣干的。我那時才十二歲就搞過技術革新，到1960年也搞過，不過一次也沒有成功。

　　為了響應黨的十五年趕上英國的號召，上海許多工廠都瞄準了英美的某種同類產品，增加品種規格，提高質量。最著名的就是英雄趕派克，大中華趕鄧洛普。但絕不僅僅他們，其他工廠也在質量上有自己的趕超目標。這超出了當時黨的“十五年趕上英國”的目標。按照黨提出的目標，所謂“十五年趕上英國”并不是一切方面趕上英國，也不是指人平產量趕上英國，是指：“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內在鋼鐵及其他主要工業生產品方面趕上或者超過英國”——這可見毛主席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因此是指總產量，而且是指主要工業產品總產量，1972年這是基本達到的。但盡管不是中央提出的目標，許多企業的職工卻給自己提出了自己的目標。其中包括許多產品質量上趕上英國。有一些工人們當時就要爭取趕上，也確實只用一兩年就達到了。不料這居然成為鄧小平復辟集團和一切反共分子、右派分子攻擊大躍進的“根據”。他們硬說毛主席要在一兩年內就趕上英國，而且似乎是在一切方面趕上英國，甚至按人口平均超過英國，由于這達不到，他們至今還硬說趕英超美是假的。他們根本不顧國際上普遍的規則，如非特別說明，所謂“趕上”只是指總產量，不是指按人口平均。

　　如果要追問究竟是誰提出只需一兩年就在鋼鐵及其他主要工業生產品方面趕上或者超過英國，那么不是別人，正是劉少奇、鄧小平、薄一波等人，可復辟后薄一波居然還在一兩年趕超英國上大說風涼話，好像與他無關都是毛主席的主張。1958年薄一波就提出除電力以外1959年可以趕上英國，鋼產量達到2500萬噸，背后是劉鄧的指使。一開始劉鄧甚至提出1959年鋼產量達到3000萬噸、4000萬噸，1968年四億噸趕上美國。為了“壓縮空氣”毛主席對他們表現出了極大的耐心，先把他們的計劃壓縮到2500萬噸，后來壓縮到2200萬噸，再壓到1800萬噸。到了1800萬噸后，毛主席又搬出老右傾陳云，想借他的力量壓低指標?？蛇@個陳云決不是自己標榜的“不唯書，不唯上”的正人君子。毛主席征求他意見后說1800萬噸的目標就拉倒。并讓他到政治局會議上說，可到會后陳云卻變了卦，做起“自我批評”來。對他的出爾反爾毛主席很生氣。最后經過毛主席的努力終于把1959年的鋼產量壓縮到比較可靠基礎上的1300萬噸并且得以實現。薄一波把1959年趕上英國的計劃上報毛主席后，毛主席當然不能不批給大家討論，并在1958年6月22日的批語里介紹了計劃的大致內容，可是鄧賊和反共右派竟然故意離開這個時代背景把毛主席的批語當作毛主席要在1959年趕上英國的罪證!卑鄙無恥!!!

　　1958年父親廠里制造出游標卡尺不久，工人們就響亮地提出要在質量上趕上英國。為此他們做了非常扎實的工作，把各個國家的游標卡尺都拿來對比研究，放在專門的設備上作抽拉試驗。日本最差，拉七萬次就出現誤差。上海量具刃具廠十幾萬次。英美二十幾萬次。經過工人們的努力，終于也達到了二十幾萬次，趕上了英美。試驗的結果瑞士最好，四十萬次還未出現誤差。工人們花了很大的力氣也沒有趕上，也不知道瑞士采取的什么辦法。父親說到前者總是很高興，說到后者又總是很感嘆。

　　按照現在的鄧小平集團、反共分子、右派分子的邏輯來說，這些工人都錯了，他們的努力都成了毛主席和共產黨要在一兩年內全面地趕上英國的根據?！　?/p>

宜陽甘棠治山造林 攝于1959年12月 魏德忠攝

 

　　眾所周知，一提起大躍進，鄧小平集團和反共分子、右派分子總說大躍進光追求數量，產品質量差，粗制濫造。不能說絕對沒有這種現象，盲目追求產量和產值的不是別人，也正是劉少奇、鄧小平和他們的代理人。上面例子中我們就可以看到，許多企業、大多數工人是積極地努力地改進產品質量的，更有精益求精。大中華和英雄不過是最典型的例子，父親廠并沒出名，卻一樣在努力改進產品質量，那是因為這樣的事千千萬萬。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是多快好省，正是大躍進的反對派才宣揚多快好省是“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不可兼得”。1959年黨還明確提出多快好省必須“好字當頭”。確有一些產品質量差了，是有客觀原因的。比如，大躍進時許多紙張質量不好，原因是我國缺乏森林資源，木料不足。大躍進以來紙的產量和需要大幅度提高，根據鄧賊當局提供的數字，1960年我國機制紙和紙板總產量180萬噸，比1957年91萬噸幾乎翻了一番。而社會主義建設需要大量的木材，不能不用草類比如麥桿造紙，質量自然不如木材制造的紙了。但草類造的紙，質量還是努力地提高也不斷提高的，后來就不是剛開始時那樣了。

　　我在《【轉載】毛主席《黨內通信》1959.4.29.》的“按語”里說：

 

　　我們到工廠去勞動，親眼看到工人干勁十足。比如上班時，車間里有一個鐘，工人總是過一會兒就看一下鐘，過一會兒就看一下鐘?，F在人們大概以為是等著下班吧!其實完全不是。工人們是在看，剛才我做那個用了多少分鐘多少秒，現在這個又用了多少分多少秒，加快了沒有，加快了多少秒，下一個還可不可以加快?真可謂爭分奪秒。工人們還大搞技術革新，……

　　這完全是真的，是我親眼看到的。

　　大多數人都在努力為國家建設出力。父親的本職崗位是工具倉庫，首先就是搞好倉庫管理工作。當時提倡服務到車間。父親就努力了解工廠中各車間、各生產小組的生產情況和需要，主動把工人們需要的工具送到工人手里。所以盡管大躍進一過，不提倡這樣做了，但父親對那個車間、那個小組、那個人需要什么工具都很清楚。工人們還未來，父親就已經給他們準備好了。相反，如有人要冒領，父親也一看就知道。馬上打電話問，沒人能夠冒領。所以大躍進提倡服務到車間很有必要，正是大躍進培養出了父親那樣的倉庫管理員，這也是一種才能或者說一種本事。盡管這種本事只有在上海量具刃具廠里有用，換一個單位必須重新學習，但這種才能或本事是大學里培養不出來的。沒有千千萬萬這樣的人才也就沒有我國的經濟建設成就。(照片：父親在大躍進中)

　　同樣倉庫管理，不同時代不同的人管理就是不同?，F在一個芝麻大的管理員也排場很大。一個人進廠，究竟是下車間還是管理不是根據生產的需要和各人的能力和責任心。大致上沒有背景的人，不會鉆營的人，進廠后注定就是在車間從事直接生產，而且還被人們看不起。就好像南北戰爭前的美國黑奴一樣，下田的地位最低。有背景會鉆營的就搞管理。最壞最不肯做事的人管人，做人上人，二等的就管物資。再高檔的照例還不進企業，在機關里掌握著千百萬工人的命運。由于這些人以自己的地位、待遇為追求目標，也就談不上什么工作的責任心和積極性。八十年代我們廠里有一個人也是管理物資的，不到五十平方的倉庫卻要廠里給他配兩個搬運工。這還只是個小角色。

　　可父親那個時候就不同。我說過，父親等人在社會主義改造時多次打報告要求下車間，但大多數有特長的人據他們的能力得到了重用。他們跟廠里領導并無任何個人恩怨，而是領導任人唯賢，不是任人唯親，不因為自己打報告就順水推舟讓他們下車間，也沒有在管理部門安插不稱職的親信。各人到了管理部門后又在自己那個范圍內盡量地努力提高自己的技術，又經過大躍進的訓練，所以管理就是不一樣。父親也并不因為在管理部門就自以為比車間工人高一等，仍然像一個普通的工人那樣要求自己。

　　他管的東西要多得多，卻只有他一個人，根本就沒有什么搬運工，他自己就是搬運工。各種工具運來，他立即分門別類在架子上擺好。以砂輪為例，每次運來他立即親自卸貨，然后親自拆去包裝，一個個搬到專門放砂輪的架子上。有的砂輪很大很笨重，所以盡管父親在科室里，身上出的汗一點不比車間的工人少。父親力氣很大，1954年糧食定量領導給他確定49斤，也剛好夠他吃。這49斤糧食都用到工作上了。各種工具有的分門別類，有的他知道是那個車間、那個小組甚至那個人用的，誰需要啥，他就事先準備好了放在相應的地方。等到需要的人來時，他接過條子就把事先準備好的交給了來人。又方便了生產、又節省了時間。大躍進時則是直接送到車間，一般不會有人來冒領。六十年代曾經有人冒領過，父親一看就知道并不需要立即打電話詢問。冒領者沒有拿成，只好掃興地去了。父親對于國家的財產一分一厘都是堅決捍衛的。也是六十年代曾經有個小青年到他那兒打電話，說他媽病了，但拿起電話嘻嘻哈哈根本沒有任何疾病痛苦的樣子。電話結束父親告訴他，以后不管什么原因都不要到這兒來打電話了。后來也沒人敢于為私人的小事來亂打電話。不要說父親刻薄，那個時候大多數工人對于私事打電話都很反感的，如真有生老病死等大事還可以通融，像這種嘻嘻哈哈就決不能贊成了。父親守著電話機就從來沒為私事給家里打過電話。那個時候我們家樓下就是電話機，接電話還不要錢。我唯一記得的一次電話是大躍進時已經很晚了，父親來電話說今天晚上要很晚很晚才能回來，也不知道是不是打的廠里的電話。

　　記得1961年下鄉勞動，我的衣服被掛破了，為了防止越破越大，我就拿了衛生箱里的一塊紗布補上。那紗布是橡皮膠上的，橡皮膠揭去后也沒有什么用處了。但回到家里被父親知道了，父親就立即教育我，說公家的財產一分一厘也不能沾，那紗布即使沒有用處也不能沾。對父親的教導我一直牢記心中。

　　看《紅樓夢》時我們可以看到，王熙鳳固然有殘忍無情的一面和貪心的一面，但也有精明強干和勤勞的一面。到寧國府管事時，有人來冒領，她看了一眼就說：“這個開銷錯了，算清了再來。”說完了把對牌扔下，來人只好掃興地去了——這就是精明強干的例子。而精明強干也來自于她的勤勞。為什么冒領者被她一句話就不敢爭辯掃興地去了呢?就是因為她知道真相，她說中了，來人沒法跟她分辯。她是為賈府管理家務，而父親是為社會主義管好家。

　　現在許多官吏非常欣賞王熙鳳，他們只是欣賞她的淫威，而不是她的精明強干和勤勞。在淫威上他們比王熙鳳過之，卻沒有一絲一毫如她那樣的勤快與精明強干。所以最后他們也就昏昏然，管不好事情，問題倒出了不少。

　　以我們廠為例。各車間、部門和各科室領取物資，按理該由車間主任、各部門負責人、各科長來批。這不僅僅是給他們權力，首先是要他們負責任，是他們的義務。他們應該對自己領導的各小組、各人從事什么工作需要什么物資了如指掌。當各人需要物資時應該親自批，并且一看就明白哪些是必須的，那些是不需要的。如果工作上發生變動，如采用新技術、新工藝等他們也必須去了解在物資需要上有什么相應的變動。即使某個時候確實有了特殊的需要也必須問個明白，不然要領導干什么?可這種該管的事他們一概懶得管。他們把本該自己做的事專門設個辦事員來做，辦事員既沒有他們的權力，也不想去了解，于是作為“例行公事”，來者不拒，有求必應。這還談得上什么物資管理?于是該領的領了，冒領的一般也領了，如果你跟辦事員有什么過節，有時辦事員還會玩弄一下權術，刁難你一下。

　　后來廠里看到物資消耗嚴重，就著急起來，于是進行了“改革”。規定領取東西一律到總工程師那兒批，沒有總工程師的批準就不能領取?？煽偣こ處熡种郎?于是來人領取東西時照例討價還價。許多時候生產上急需的也不批準或者打個折扣。來領者理由正當，所以絕不會像冒領者面對著王熙鳳那樣掃興而去，而是據理力爭，爭得總工程師沒辦法了、只好批準。我們化驗室有一次去領瓷舟，他一看要一千個，就大驚小怪起來，說：“你們要那么多干嗎?”我們只好跟他解釋：磁舟每天少則要用十幾個，多則二十幾個。解釋不通又變成據理力爭，最后打個折扣給我們領了半包五百個。爭論已經花費了我們的時間，不久以后還得再來領又得花費時間。而有的冒領他也批準了。以其昏昏，豈能使人昭昭?這一“改革”維持了一段時間就堅持不下去了，也未見什么成效，最后又回到了老樣子。幸虧是個工廠，不是幾百萬人的解放軍，如果解放軍也是萬物靠國防部長或總后勤部長批準才能領，還能打仗嗎?

　　這完全是個責任心問題，管理人員有沒有責任心又決定于政治。搞管理究竟是為了什么?是為了自己升官發財、濫施淫威、高人一等，或者僅僅混個好飯碗，還是踏踏實實地為社會主義國家管好家?各個領導如果光知道自己當官升官、有職有權好濫施淫威，卻不辦事，這怎么能管好呢?而領導的領導，在用人時原本應該為了辦好事，首先考察各個下屬的為人、能力和業績，知人善任。身居其位卻只知道濫施淫威不管事的，原不該讓他們擔任，鉆營上來的該罷免的就得罷免。如果不是為了辦好事，而是任人唯親，或者出于什么原因(比如迎合上級需要)安置不負責任的人，那就什么都不必說了。我父親就說過：“只要是認真做事，沒有一個工作崗位可以說是輕松的，追求輕松崗位的人不是做事的，也做不好事的。”事情就是這樣!

　　鄧小平復辟前后，對我國的管理大加指責，其實他上臺后才使得我國的管理工作一塌糊涂的。這跟社會政治狀況有很大的關系。即使同是毛澤東時代，不同時期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刮了各種風，情況也就不一樣了。

　　1971年父親突然生了大病，長期積累下來的疾病發生了總爆發。他本來視力就不好，那時白內障、視網膜剝離、黃斑裂洞、晶狀體渾濁一起爆發，眼睛到了失明的邊緣。醫生主動提出父親必須作全面檢查——不要錢!說明醫生發現父親身體確實有問題。那時國家對工人的健康就是相當主動關心?，F在醫生主動提出全面檢查就是在醫療費上宰病人了。以前父親就有高血壓，經常頭痛也沒當回事，此時經過檢查發現父親有好多種病，腦血管就有問題，內分泌也有問題，胃也有問題，冠心病心絞痛也出來了，最最嚴重的是大腦里有個腫瘤，頭痛主要就是它引起的。必須經過放射療法殺死腫瘤。放射療法后反應強烈，父親一貫胃口很好，此時飯量也大大下降了。就這樣父親有七個月沒上班。1972年父親去上班時，領導告訴他，工具倉庫現在資金比以前多占了40萬元，車間里還經常吵沒有東西用。領導認為是能力問題，希望父親對于接班的人好好教一下。父親上班后才發現不是能力問題，也不是他能解決的。眾所周知1971年我國走后門開始成風，首先就是領導。有的東西廠里需要的被領導轉讓給熟人了，有的東西并不需要，人家來推銷也收下了。領導帶頭，下面也來學樣。于是父親知道這不是他能解決的。——不過那時候走后門還并不都是為了個人利益，全國到處都在辦工廠，都需要東西，所以不過從一個社會主義企業轉到了另一個社會主義企業。當然在這種風氣下，必然有人會趁機替自己沾點好處，只是還不像現在那樣動不動就獅子大開口。

　　父親回到倉庫后也不是絕對沒起作用。

　　1972年中央曾經下達一個文件，批評河南省一些社隊企業搞資本主義經營作風，把廢砂輪收去裝潢一下，冒充好砂輪騙錢，要求全國各地警惕，并要對這些社隊企業嚴肅處理。我們廠的廠長在大會上宣布我廠也受了騙，不知道廠里那些自命不凡，無所不知的先生怎么搞的?上海量具刃具廠卻沒有上當，就是父親擋了駕。河南也有人到父親廠里來推銷砂輪，有人就準備購買。河南來的騙子還用一些好處來甜和人，對那人說，河南的太陽眼鏡很便宜，如果要就可以幫他買兩付——注意是代買，不是白送，那人就說那么就幫我買兩付。父親聽說要買他們的砂輪馬上就出來阻止說：全國的砂輪我都明白，他們的質量能過關嗎?不能輕易接受，如果一定要買，叫他們先送貨來經過我判斷質量好才能接受。騙子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為父親是沒有得到好處才出來阻止的，就問父親要不要太陽眼鏡，或者要不要他從河南帶其他土特產來。父親明確地說：“不要，啥都不要。”這次騙局就此失敗。父親保衛了廠的利益，也保衛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利益。

　　準備購買他們砂輪的那個人倒也不是貪圖低價要買兩付太陽眼鏡，那對他也沒有什么用處，他是為騙子的“親切態度”和“熱心幫助”所迷惑。所以如果哪個鄧修分子、反共分子和右派分子憑此給毛澤東時代加罪名，并為鄧小平復辟開脫，說：“誰說那個時代沒有腐敗”，除了暴露他們自己無恥以外沒有任何價值。

　　不料，復辟以后這次事件被鄧小平集團作為毛澤東時代反對社隊企業，攻擊社隊企業是資本主義尾巴的“根據”。真是天曉得!!!究竟是誰最先提倡社隊企業?是毛主席，是大躍進最先起家。是誰在六十年代初把社隊企業一掃而光?是劉少奇、是鄧小平!劉少奇還專門到自己家鄉湖南寧鄉把社隊企業不由分說全搞垮了。是誰把社隊企業恢復起來的?是毛主席，是文化大革命專門批判了劉鄧的破壞才重新大搞起來的，中央還發了專門文件。剛復辟時，鄧小平集團也在大批“小生產方式”聲中大肆摧毀社隊企業。后來由于許多地方的社隊企業站住了腳，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們就據為自己的功勞，倒過來誣蔑文化大革命把社隊企業作為“資本主義尾巴”來割，根本不提對劉鄧破壞社隊企業的大批判，不提中央文件提倡社隊企業。甚至編出社隊企業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破壞了生產，自發出現的神話來。同時，大量消耗優質原料生產劣質產品的小棉紡廠、小煙廠、小酒廠、小皮革廠等等都泛濫成災了。

　　鄧小平復辟后的八十年代，管理才更是亂得一團糟?，F在誰都知道假冒偽劣充斥市場，像1972年河南那樣的事情也見怪不怪了。1972年出了那么一樁事情還由中央出面發文件通報全國?，F在不但鄧小平當局不會管假冒偽劣，就是真要管，如果為了區區假冒偽劣出通報，那么每天的通報只怕堆積如山了，鄧小平當局也只好把時間都用在通報上了。還有人人知道，現在許多人哪怕擔任一個芝麻大的職務也是看對自己有沒有利，一切以自己利益為轉移，有的人本身就是從管理混亂中漁利的，他們希望的正是管理混亂。我們廠里的管理在復辟以前不能說沒缺點，但就是在復辟以后，尤其八十年代才成了我前面說的那種情況。據我們廠里的一些老職工說，大躍進時不少領導如我所在的鑄工車間主任，其能力就非常強，管理也非常嚴格不容鉆空子。八十年代父親單位的詳情我不清楚，但工具倉庫的管理確實大大不如以前了。父親在工具倉庫工作過好多年原本是有很深感情的，所以曾經去看過，可是看了一次就不想再看了，混亂不堪簡直使人傷心。還是以砂輪為例，倉庫管理員才不肯出力卸貨、拆包、歸類了，這些體力勞動只有賤民才配做。砂輪運來，指一下“卸在這里”，自此以后就一直堆放在“這里”。車間來領取，管理員又照例君子動口不動手，只收條子，叫來領者自己到“這里”去拿。工人只好自己翻動尋找所需要的砂輪，翻到后各人自己拆包拿走。翻動中難免有砂輪打碎。這能怪工人嗎?當然不能!管理者也不負責任照例報銷了事。——這就是所謂的管理?!該管的沒有管。至少這個原因，工具倉庫占用資金就直線上升，浪費驚人。這就是鄧小平集團強調的管理!復辟時好像天下誰都不會管理，唯有他們得了管理的真諦來。豺狼當道，安問狐貍?對一般的物資管理人員也就不必過多指責了。他們哪像父親那樣經過大躍進的訓練?也不是工人中提拔的，或者雖從工人中提拔，卻正是為了高人一等，擺脫體力勞動和生產性勞動，領導也決不會任人唯賢。以后重劃成分他們不能定工人，只能定為職員。這大概還不算啥。眾所周知，復辟以來官僚壟斷資產階級霸占了領導崗位，那些當官的才厲害，全國的企業，廣大人民的財產都成了一小撮黨官僚的私產，假公謀私層出不窮。他們屬于官僚壟斷資產階級?！　?/p>

1958年2月的早晨，甘肅武威縣“先鋒集體農莊”，省級機關干部參加農村生產勞動。新華社記者黎楓攝(超級工程一覽配圖)

　　而父親如果重定成分理應還是工人。毛澤東時代歷來提倡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父親就是一個參加物資管理的工人，論頭銜是倉庫管理員，好像已是職員，但從來不認為自己比車間里的工人高一等，照樣力所能及地做體力勞動。聽說 X也是一樣。只有這樣的人來管理才管得好。工廠里選拔物資管理人員就是應該選拔父親那樣的工人。如果誰把選拔到管理崗位作為脫離生產勞動，高工人一等的梯子，就應該把他再拉下來，趕回車間里去。就是要像大躍進那樣，提倡服務到車間，要像父親那樣各個車間小組需要什么物資心中有數。就是車間主任、各部門、各科室領導、廠長等也一樣，應該從工人階級中選拔，并為工人階級所認可。學校畢業的大學生、大專生，也首先要下車間和工人一樣參加生產性體力勞動，在真正成為工人階級中的一員并為工人們歡迎后，才能干管理工作。管理工作必須真正為生產所需要，不能在擔任職務后作為謀取自己地位和權勢的手段，不能該管的不管，不該管的到處伸手。還是以物資為例，各級領導必須心中有數，一般應該親自審批，如果該部門確實比較大，工作太多，可以設副職并由副職來辦。不能托付給辦事員，也不能多設辦事員，副職可不設也不該設，機關要大大縮小。各級領導如果脫離了工人，自以為高人一等，管得不好，如物資消耗太大，就應該趕回車間去，情節嚴重的還應該處理。車間工人也不能僅僅當做一個勞動力，而應該參與工廠的管理工作。

　　父親的工作是為當時的領導認可的。1961年秋天，國家的糧食到了最最危機的時候，上海開始按工種定量，父親原來定量49斤被認為太高必須割掉。如果作為腦力勞動，定量只有29斤。父親向領導反映，29斤實在不夠吃。領導告訴他，這牽涉到“員”還是“工”的問題，如果當初編制上定為“倉庫管理工”就好說，由于實際定為“倉庫管理員”就不好說了。但領導承認他的工作體力消耗很大，29斤確實太低了，最后折中減到35斤。也許父親算破例了，但領導對別人是說得過去的，誰如果認為父親糧食高了，那么這倉庫的工作他來做做看，只要能像父親那樣一個人干，粗活細活一手抓，資金不積壓，車間里又有東西用。父親就可以下車間并領相應的糧食定量。如果只知道坐在辦公室里，那么就是給他29斤也多了。而父親體力消耗大35斤也是不夠的。

　　那時的糧食困難現在歸罪于大躍進了。一提起大躍進好像就是浮夸風和共產風，絕對不允許講成就。其實浮夸風和共產風不但是階級斗爭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地產生的，在中央也正是以劉少奇和鄧小平為代表的。如果劉鄧能夠寫《黨內通訊》、領著大家學蘇聯的經濟學、召開多次會議力糾五風，那么毛主席早就退了。(五風的出現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就好像有電腦就有黑客和病毒那樣。只要我們決心努力在中國典立工業基礎，五風一樣會出現并且很難糾正的。關鍵是自己不能去制造病毒當黑客。所以即使劉鄧不搞五風而是像毛主席那樣力糾五風，五風一樣會出現。不過那樣一來，劉鄧就將像毛主席那樣受人攻擊了，被人說成是餓死三千萬的罪魁了?；蛟S毛主席逝世后，還會有人說如不是被劉鄧趕下來的，就不會如此了。)

　　正是劉鄧代表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的破壞造成了六十年代初期的困難，自然災害也是個因素，但大躍進中人民興修水利、抗災救災成績是巨大的，劉鄧的“五風”造成的破壞處于第二位。最大的人禍則是后來的“三自一包”。

　　大躍進時一切都是熱火朝天的。母親也在忙。我們這兒勞動人民家庭不多，許多還是雙職工，母親還得帶頭。那時提出解放婦女勞動力，到處都在動員家庭婦女參加生產。我媽自然得帶頭參加里弄生產組，還得去動員不愿參加的人出來。母親也一樣要除四害，搞衛生，還參加掃盲，對于不愿學文化的還得去做工作，動員他們學習，教沒文化的鄰居識字，在除四害、講衛生中，我家是公認最最清潔的兩個模范家庭之一。父親由于每天起得很早晚上也回來得很晚，天天一大早生煤球爐實在吃不消，1958年辦食堂時我們一度在學校和街道食堂吃飯，當時也是帶頭的。公社化時有的地方把群眾的鍋灶砸了強迫參加，上海在柯老領導下就沒有這樣，參加食堂都是自愿的，憑票吃飯，節約歸己。這我在其他文章中說過。1959年我家安裝了煤氣就退了伙，沒有人說不準退伙，或者說不在食堂里吃飯就是什么右傾倒退。父親也不必一大早起來生煤球爐了。母親參加里弄生產組說實在也是為了帶個頭，不在于那幾個錢。第一個月才拿到七元錢，還是最多的，有的人只有六元錢。后來最多時十八、九元。原因兩個，一是工廠里把最需要勞力也最最不賺錢的活下到了生產組，母親她們加工圍巾每條才兩分錢。另一方面原來的家庭婦女散漫慣了，一下子不能適應集體生產，盡管是計件工資，但紀律松散大家也不在乎那點錢，做得就慢。

　　1960年因祖母住在我們家生了病，母親請了五個月假，假后已是1961年了。到了生產組，母親才知道已經被除了名，很不高興地說：“當初要我們帶頭出來參加生產，現在連通知也不通知一下就除名。為什么不可以告訴我一聲，讓我帶頭退出呢?”這是1961年大批企業下馬時的作風。不過1958年辦的生產組、街道工廠也有一些堅持下來的，1969年文革結束時有的街道工廠除了那塊牌子以外，規模已經和全民廠沒有什么區別了，又遇到了新的大發展。上海有個街道工廠甚至改產電子計算機。母親雖然不再在生產組了，街道里弄工作還在做。那是被人稱為：“吃自己飯(無收入)，做大家事，受人家氣”的工作。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