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回憶——一個極普通工人的家史（四）

　　

1958年天津新華區老大娘運動會　　楊克　攝

　　我1958年9月才滿十二歲，正是秋收時節。報上報道的農村試驗田產量越來越高。后來突破了一萬斤。十二歲的孩子，又從小在上海市生活，知道什么?當時什么都是熱火朝天的，自然信以為真了。后來又是三萬斤，我們又是一片驚喜。但不久以后，聽到父親和其他大人們在說，畝產萬斤糧是假的，毛主席批評了。說是有人寫信攻擊他右傾，說你在農業綱要四十條里規定十二年內，糧食南方達到800斤，北方500斤，而我們已經多少斤了。毛主席回信要他們核實一下，有沒有這么多?如有就算我右傾。但如你們能在十二年里達到我制定的農綱，我就謝天謝地了。這是我親耳聽到父親他們說的。

　　不僅我父親，許多人都在說。那是在1959年。浮夸當然是不應該的，在大躍進中越是干勁十足認真做事的人對浮夸風越是痛恨。尤其使父親和大家氣憤的是，那伙人在收到毛主席回信后，只是在群眾中讀了一下，一不學習，二不討論，也不改正。

　　當時還聽說，“有人”反對傳達毛主席的《黨內通訊》，說會“打擊群眾的積極性。”毛主席就說“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但沒人說“有人”是誰?經過文化大革命我們知道了不是別人，正是劉鄧他們。最最荒唐的是，“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竟然成了毛主席搞浮夸風的罪證了???!!!

　　過了一段時間，才聽說彭德懷“出問題”了，說我們都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　?/p>

　　1958年10月16日下午1時，劉少奇副主席、王光美一行，經山東濟南、江蘇徐州，乘車來到安徽濉溪縣臥龍人民公社。社里群眾請劉少奇等人品嘗準備好的特產黃梨，王光美拿起一只，用小刀削好，切下幾塊遞給劉少奇。劉少奇吃了之后，說道“味道很好嘛!”。座談會結束后，劉少奇來到田埂，濉溪縣委書記許彩文說劉主席來看望大家了。還拿過一把鐮刀，裝模作樣地割起稻子來。劉少奇問收成還可以吧，有人說，早稻、晚稻都是豐收，畝產有的打1000多斤呢!(超級工程一覽配圖)

　　大躍進中群眾做了那么多事情都錯了?這實在使大家無法接受。大人們也感到奇怪，他們都認為“朝廷”里的事情決沒有那么簡單，不明白彭德懷究竟為什么要出來鬧，也不明白為什么會讓一個國防部長就這么下來。我就親耳聽到父親和一些人在議論，他們認為大躍進理所當然是好事，不相信彭德懷會反對大躍進。有的人就到處去尋找原因，全是捕風捉影。我親耳聽到一個人說，在炮轟金門馬祖時，彭德懷給臺灣的信中開口閉口就稱蔣介石是：“你們的領導”，于是認為彭德懷在這個問題上錯了，認為這是他罷官的原因?，F在看來這很可笑，文章是毛主席寫的，以彭德懷出面。還有人說，鎮壓西藏叛亂時彭德懷派出了轟炸機，國外反應強烈，他們認為興許是這個問題。這也很可笑，我們中國懲辦分裂祖國的叛亂，是我們的內政，外國人憑什么干涉?美國到處在轟炸侵略別人，倒有理了?

　　答案很快就來了。我們校黨支部書記兼校長在大會上告訴我們，彭德懷的問題是反對劉少奇——劉才當國家主席。上海量具刃具廠也是這樣傳達的。其他單位也都是這樣傳達的。傳達說，彭德懷在1954年就和高崗一起反對劉少奇，做了檢討又不服氣，這次又出來反對劉少奇。但都沒有中央文件，口口相傳下來的。

　　于是大家知道了，彭德懷是因為反對劉少奇下臺的。大躍進自然得繼續。

　　但后來出了一些不正常的情況，反右傾開始擴大化。還好，由于柯老的領導，上海沒有整得人人自危。破壞多少還是有一些，一些領導不謹慎了，弄虛作假更厲害了。

　　父親廠里領導搞了一個“生產自動線”，工人們稱之為“生產自動死”在上海話里“線”和“死”都讀做xi。我父親就很氣憤，對領導有了意見，我在家里聽他說過，他就稱之為“生產自動死”。

　　這些罵“生產自動死”的工人們都不是反對大躍進，父親就很積極，許多工人還是技術革新能手。還是那句話，工人農民眼最亮、心最紅，香花毒草分得清。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什么才是真正的大躍進應該堅決擁護積極參加，什么是弄虛作假應該反對，他們最最清楚?！　?/p>

1958年秋，鄧小平與彭德懷。(超級工程一覽配圖)

　　除此以外，1960年還有利潤掛帥，當時叫鈔票掛帥造成了巨大的浪費。由于大型游標卡尺產值大，利潤高，安排廠里生產不是根據國家的需要，不是服從國家的計劃，或者不是根據國家的需要制定計劃，而是盲目追求利潤。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只要利潤高，為了“先富起來”就“發揮優勢”優先生產大型游標卡尺。父親跟我們說，那年生產的大型游標卡尺可以在全國使用二十年。這些游標卡尺最后怎么處理的我不知道，父親也沒說過。但后來上海的《支部生活》雜志發表了一篇文章，有人不管個人安危“以革命的名義”告了他們一個領導(女)的狀。該領導把一大批產品廉價處理了。這大概是文化大革命群眾造反的先聲。而父親和工人們對于這種“鈔票掛帥”的反對也是文化大革命批判“利潤掛帥”的先聲。如果能夠看到這些現象，對后來為什么會爆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不奇怪了。上海還舉辦了一個展覽會，會上展出大型游標卡尺每把處理價不過六分錢，光盒內襯墊的絲絨就可以做兩件旗袍，不知有關領導如此廉價處理是不是為了養育貪官污吏有利可圖?如果是的話那么四清運動的必然性也見到了。在上海沒有第二家生產游標卡尺的廠，我估計正是父親廠里盲目生產的。1960年一些當權派決策盲目生產，過一段時間另外一些當權派又盲目地廉價處理。復辟以后，我看到鄧小平報上攻擊大躍進的文章，把那個時候出現的類似情況都毫無根據地歸罪于大躍進。據說人民群眾積極性大提高生產大增長的大躍進中，生產的都是這類積壓品并在最后報廢。在另一方面他們對于真正造成浪費的鈔票掛帥，或者說利潤掛帥卻百般維護，對文化大革命對利潤掛帥的批判大肆反攻倒算。其實鈔票掛帥根本就不是大躍進造成的，一九五八年還正式批判過鈔票掛帥。倒是那個被群眾“以革命的名義”搞倒的領導，可以在復辟以后哭訴她是最早的文化大革命的被迫害者。想必鄧小平復辟后她一定平反了。

　　還是一句話，工人農民眼最亮、心最紅，他們知道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對于1960年廠里生產繼續躍進父親從來沒有意見，他仍然兢兢業業。但利潤掛帥一來，白白耗費了工人的心血，他們就不滿意了。他們也許不知道左傾、右傾這些叫法，當時也沒有聽說過“利潤掛帥”，但他們知道不管叫什么，這樣做是錯的。

　　鈔票掛帥，或者說利潤掛帥不但工廠有，農村也有。1960年上海蔬菜大豐收，從產量看增長率確實很高，但下半年上海人民的菜籃子就單調了。父親告訴我們這是“鈔票掛帥”的結果。菜市場清一色地都是胡蘿卜。原因正是前兩年種胡蘿卜“來錢多、富得快”，農村就“發揮優勢”大家都光種胡蘿卜，不種其它蔬菜。結果胡蘿卜太多賣不出去價格直線下降，以至于后來一些質量差的還不要錢，菜市場堆在那兒，誰需要就可以去拿。最后還是有許多爛掉?！　?/p>

　　

　　1958年10月8日至14日，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書記李雪峰、候補書記劉瀾濤、楊尚昆等人陪同下，在河北省城市和農村進行了視察。1O月8日，鄧小平一行由河北省委第一書記林鐵和書記處書記張承先、萬曉塘陪同，視察了天津專區霸縣勝芳鎮人民公社和天津市郊區新立村人民公社的豐產稻田。勝芳公社水稻試驗田號稱畝產11萬斤。新立村人民公社位于天津市東郊，以水稻試驗田畝產12萬斤“馳名中外”。(超級工程一覽配圖)

　　上海遵守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政策，允許農民有一小塊自留地，讓農民種植自己吃的蔬菜或其它作物，也開放自由市場，農民自留地里的產品有余可以拿到自由市場出售。農民自己吃菜當然不會光種胡蘿卜。隨著上海人民生活的單調，于是自由市場里多品種蔬菜價格就飛速上升了。“鈔票掛帥”種胡蘿卜并沒有謀到利益，許多農民出售自留地的蔬菜倒發了小財。這就造成了一個后果，有的農民不再安心集體勞動，而是棄農搞起了長途販運。對于農民中的這種情況原本應該教育，可劉少奇、鄧小平等人不但不教育，不是讓農民安心于集體生產，反而鼓動“三自一包”大拆集體生產的臺腳，棄農經商之風泛濫了起來。大批農民離開土地，土地大批地荒蕪。這就造成了農業大減產和大饑荒。——說大饑荒是相對于解放后說的，相比之下，解放前年年都是特大饑荒。

　　現在鄧小平集團、反共分子、右派分子都把饑荒歸罪于大躍進。在上海1958年和1959年根本就沒有任何饑荒的樣子，1960年上半年也沒有任何饑荒的樣子。浙江大致也一樣。1960年我鄉下的阿姨到上海來，沒有聽說，也沒有看到有任何饑荒的跡象。人心開朗，沒有任何愁眉苦臉，也沒有聽說生活水平下降。但上海在1960年下半年確實出現了供應緊張，最主要就是蔬菜品種單調。1961年上半年也還僅此而已。有人可能會認為上海得到了國家特別照顧，可浙江農村難道也得到了特別的照顧。1961年浙江杭州在飯館里吃飯還不收糧票，上海卻已經收“就餐券”了，后來改為糧票。所以至少把上海農村和浙江的饑荒歸罪于大躍進是毫無根據的。直到現在我才知道，1960年浙江省還確實是個大災年。那年臺風十一次登陸，這是歷來罕見的，至少解放至今還未有過第二次。全國從黑龍江以下到吉林、遼寧、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河南、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廣東、廣西，一路下來發生了大臺風，帶來了大暴雨和大洪澇，而以浙江省最為嚴重。但寧波和我叔父所在的余姚一帶沒有發生什么大饑荒，甚至沒有聽他們說臺風帶來了嚴重災害。這不是沒有大天災，而是大躍進發揮集體力量，“人定勝天”和天災斗爭，經過抗災大大地減輕了臺風和洪澇的危害，大躍進減災抗災功不可沒。倒是“三自一包”風一來，帶來了大減產和大饑荒，人禍確實比天災更厲害?，F在的反共瘋狗如金輝之流造出了諸如“旱澇相抵，大洪水加大干旱等于風調雨順的三年”，“抗災減災有罪，沒有成災就是沒有受災，等于風調雨順的三年”，“遇到災荒不叫苦，等于風調雨順的三年”等等奇談怪論。只能說明他們出于政治需要不擇手段地編造。

　　1961年又有一個親戚到上海，他是來跑單幫的。那時夏天，我們睡地鋪，正在地上坐著打牌。從他所說來看，寧波仍然沒有任何饑荒跡象。他說現在農村的人都不想種地了，幾乎家家戶戶跑單幫，只有老弱病殘不能走的才在家?，F在我們是“黑進黑出”。——通過跑單幫賺錢，然后到黑市去買需要的生活資料。

　　父親問他那么明年怎么辦?他也承認這樣下去不是個辦法，但是現在大家都在跑單幫，誰不跑誰就吃虧，大家明知這樣下去不好，也只有這樣辦，至于明年，只好到明年再說。

　　不管鄧小平集團、反共分子、右派分子怎么說，不管他們如何吹噓“三自一包”，也不管他們對大規模的棄農經商如何涂脂抹粉。眼最亮、心最明的還是工人農民。他們最最明白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什么將造成嚴重的后果。父親就知道，就是那位跑單幫的農村親戚也明白。

　　果然到了第二年，1962年上半年我那親戚苦不堪言，整個寧波農村苦不堪言，也許整個浙江苦不堪言。正是大規模棄農經商造成了農村土地大批荒蕪或者種應付地，自由市場也已沒有多少東西可買賣了，跑單幫風自然減緩了下來，已經沒法“黑進”了，農民就陷入了極端困苦的境地。別的地方我不敢多說，但可以肯定，寧波就是跑單幫才造成了饑荒。——這是人禍不是天災!1960年大臺風沒有帶來饑荒那是大躍進抗災減災有大功，沒聽說1961年寧波有天災，那就是〇分天災，十分人禍！　　

　　1959年4月27日，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次會議上，劉少奇正式接替毛澤東，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國家主席)，及國防委員會主席(即現在的中央軍委主席)，成為中國政壇第一號人物。毛澤東退居二線，成為名義上的領袖。1959年至1966年的“浮夸風、反右傾、三年自然災害、四清運動”，正是在劉少奇主政期間發生的災難。(超級工程一覽配圖)

　　現在的鄧修分子、反共分子和右派分子對于當時存在大規模的棄農經商并且使得田地大批荒蕪或種應付地閉口不談。好像根本不存在。我把本文的本部分貼到一個右派網站上，那些人居然否定有過大規模棄農經商。有個小右說：“所有生產資料全都掌握在政府手里，他們拿什么經商?”還有一個小反共分子說：“那時候難道已經開放了戶口政策?人民已經可以自由遷移了?”真是不知道他們是極端地無知呢?還是故意搗亂?棄農經商和戶口有什么關系?也沒有到買賣生產資料。我那親戚就是農村戶口跑單幫的。當時大批農民跑單幫都不是中央的正式政策。正式政策是努力制止長途販運、棄農經商的。只是各地的走資派以及他們的主子劉鄧煽動棄農經商。在那個時候，上海的火車站一片混亂，船碼頭也是一片混亂，火車上擠滿了人，輪船上也擠滿了人，大包小包的。在那時到處可以看到有人在販賣東西，不光我們家，我們那幢樓就有好多家走進親屬朋友，跑單幫到上海來的。甚至上海居民也有人去農村套購東西到上海來賣，發點小財。那個時候只要柯老在上海，市委就要發文件緊急煞住棄農經商和長途販運的風，勸農民回鄉生產，柯老一走就有人放任自流，前后多次，所以也始終剎不住。1962年由于土地荒蕪終于到了沒有什么可以買賣的地步了。毛主席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后。棄農經商的風嘎然而止。但是自由市場仍然允許存在，上海不但以后從來沒有制止過，包括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仍始終存在，就是大躍進也曾經有過(至少后來存在，1958年是否允許不清楚)?？墒悄切┤司尤活嵉购诎?，硬要否定存在過棄農經商之風。鄧賊復辟說文化大革命禁止自由市場，還有批判“三自一包”就是要取締自由市場，那是瞎說。“三自一包”不是他們說什么就是什么，這個定義最早是由周總理三屆人大講話時提出的，是指“多搞自留地(不是不準有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場(不是不準有自由市場)，多搞自負盈虧，包產到戶”。而鄧賊故意把“多搞”兩字貪污了。所謂“多搞自由市場”就是煽動棄農經商長途販運。至于農民把自留地的產品，自己吃不完拿到自由市場去是允許的，自己養的雞鴨和生的雞蛋也是允許上市的。如果說有誰在這個問題上故意搗亂，那么我看到過。1976年批鄧，趙紫陽正統治四川，他們曾經發下一個文件，對自由市場的產品價格都加了限制，規定什么東西價格不能超過多少。這純是胡鬧，故意給批鄧抹黑。中央從來沒有這樣的規定。當時上海也沒有這樣的規定，不是說上海是“四人幫”統治嗎?我當時就說：“這根本就不可能，既然是市場，就會按照市場規律來決定價格，誰能夠硬性規定?”趙紫陽這樣一規定，不但沒有限制價格，反使得自由市場價格飛速上漲。害得我老婆生孩子時雞蛋要買0.125一只，最貴一次0.15元?！　?/p>

　　1959年10月1日，北京西絨線胡同51號，“四川飯店”開張營業，招牌由郭沫若書寫。這家占地1萬平方米的飯店，由四進的四合院與后花園組成，原為綿勛貝子府，建國后為監察部辦公地。1959年4月監察部要撤銷時，北京副市長萬里，找到監察部錢瑛部長，要下來開四川飯店。因為一幫在京四川籍國家領導人，嚷嚷著北京吃不到正宗的川菜，周恩來就批了這個地方。各種調料、輔料、曲酒、茶葉甚至大米、炊具都從成都運來。連服務員都是講四川話的川妹子。內園僅對高級干部和外賓開放，不光有吃的，還有洗澡、搓背、修腳、理發和娛樂的地方。這家飯店的東家是四川省委辦公廳，但有關飯店大小事卻得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做主。文革前，李井泉每次上京，都在這里請客、談話。鄧小平、陳毅、賀龍、楊尚昆等人常來，在這里吃飯、打牌、聊天都很方便。文革時，紅衛兵把這家飯店稱為“大走資派串聯的裴多菲俱樂部”、“李井泉的情報站和聯絡站”。話說得難聽，其功能與事實倒也相差不遠。老板娘朱慧（金映光夫人）文革受審查時，寧可受罪也不“亂咬”。1973年3月10日，在周總理和眾多老革命的關懷下，四川飯店重新開業。許多復出的老革命都到這里歡聚。鄧小平喜歡炒豌豆尖、樟茶鴨、豆渣鴨脯；楊尚昆喜歡樟茶肉和干燒桂魚；董老喜歡吃宜賓糟蛋。老革命們年歲大了以后，出來不容易，就點名叫上喜愛的四川飯店大廚上他們家里去?！?975年底，毛澤東主席針對資產階級復辟問題，說了這段話：“做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上為超級工程一覽配圖資料)

　　不但寧波，1961年江蘇、浙江還有上海農村并沒有1960年那樣的災害。農業生產卻達到了低谷，就是因為他們環繞著上海，棄農經商特別嚴重，造成了大批的土地荒蕪。大規模棄農經商風的經濟原因是1960年的鈔票掛帥造成了上海等城市人民生活的單調，政治原因則是劉鄧路線。

　　下面是上海、浙江、江蘇的一些農業統計資料，出自鄧小平復辟當局的《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其中不無篡改，但已經可以說明問題了。筆者已經全部下載并且編輯成冊，凡需要者可以來信索取。Email：CaoWeiping469@yahoo.com.cn　　

　　

　　

缺養豬量，這是鄧小平最最忌諱的。因為“十年浩劫”養豬量增長迅猛，復辟以來增長緩慢，甚至徘徊下降。所以最好不公布?！　?/p>

1959年6月，上海華東師范大學58級數學系學生，在嘉定黃渡參加夏收夏種勞動。(超級工程一覽配圖)

　　可以看到，上海、江蘇、浙江的農業問題主要是在1961年和1962年。資料中，農業總產值不知道是怎么算的。如上海市1961年糧棉油水產品均減產，不知為什么總產值反而依然創歷史最高水平。江蘇省，1962年除糧食比1960年略微高以外其余均相差甚遠，農業總產值也反而創歷史最高水平。1961年浙江省所有的產品產量均比1960年低，總產值反比1960年高。1958年糧棉水產品均創歷史最高水平，僅僅油糖減產，總產值就下降了，和1961比這中間顯然有貓膩。這只有鄧小平集團才明白。即使如此還是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上海市在柯老領導下，大躍進三年農業很好，糧食產量1958年和1960年均比1957年有很大增長，1959年(氣候不明)有所減產，第二年盡管也有嚴重的臺風洪澇卻立即回升，可見不是什么大躍進破壞，而是其他的偶然因素。水產品連續三年均創歷史最高紀錄，油料連續三年增產，有兩年創歷史最高紀錄，增長幅度均很大。只有棉花1960年因臺風多雨產量低于1957年仍高于1956(按照鄧小平篡權上臺后對復辟時期農業的說法就叫做第四個高產年)，但是1958年不但棉花創歷史最高紀錄，而且比1957年有極大幅度的增產，高達36.4%，實屬特大豐收，1959年產量仍然比1957年高。盡管上海大建設中占了大量土地，大躍進三年糧、油、水產品均比社會主義改造的1955到1957年三年要高，棉花接近。和社會主義改造以前的三年比，那就全都更高了。因此總的來說上海農業就是大躍進的三年。

　　浙江省1958年豐收，1959年糧食產量比1957年高，1960年雖然遇到大臺風和暴雨，仍然比1961年高。棉花連續三年創歷史最高水平，包括1960年盡管臺風多雨仍創歷史最高水平，而且增長幅度很大。水產品也連續三年創歷史最高水平。1959年油料創歷史最高水平?？偟膩碚f1959年只有糧食略有減產，其他均增產，棉、油、水產品都創歷史最高水平。大躍進三年里浙江農業情況總的來說是好的。

　　相比之下，江蘇省要差一點，1958年秋劉少奇曾到江蘇瞎指揮。1958年江蘇也是較大的豐收年，糧食比1957年有很大增產，棉花、糖料創歷史最高水平。1959年和1960年糧棉油均減產，但比1961年還是要高得多。1959年糖料創歷史最高水平，并且增產幅度大得驚人。不知道是種多了，還是數字錯了?如果數字錯了，比如實際1.42萬噸，那么大躍進三年糖料就可能連年創歷史最高水平。水產品也連年增產。

　　最最差的根本不是大躍進，正是搞“三自一包”的1961年和1962年。1961年兩省一市糧食普遍減產。上海好得多，但江蘇、浙江全是最低谷。江蘇倒退十年到1951年以前，浙江倒退九年到1952年以前。和曾希圣“包產到戶”的安徽省以及李井泉偷偷搞“三自一包”的四川省比，雖然還不至于跌破解放前的1949年，下降趨勢是一樣的。1961年上海棉、油、水產品全部減產，而且減產幅度較大。油料、水產品到了低谷。由于1962年上半年是“三自一包”刮得最最嚴重的時候，上半年決定的棉花產量在1962年仍是減產到了低谷。江蘇除了油料略有回升外，棉花、糖料、水產品普遍減產。如果考慮到1960年棉花受到臺風暴雨的影響，那么1961年的回升也就不稀罕了。但1962年竟然繼續大幅度下降，不到1959年產量的一半，到了極低谷。浙江省棉花、油料、糖料、水產品都減產，而且減產幅度很大，油料、糖料、水產品到了低谷，1962年才回升，夏天決定的1962年棉花也是繼續減產到了低谷。1957年浙江省農作物總播種面積是459.6萬公頃，經過大躍進的大規模建設占地1960年還有452.6萬公頃。1961年名義上播種面積440萬公頃，已經大幅度下降，實際情況更糟，那是春天早已播下了種，后來種應付田而已。到1962年竟然猛然下降到419萬公頃，1963年也僅僅恢復到421萬公頃，以后逐年上升到1965年為441.3萬公頃，1970年才超過歷史最高水平到463萬公頃。這中間雖然原因很復雜，大規模棄農經商顯然是主要因素。江蘇省1958年播種面積849.5萬公頃，由于該年劉少奇去瞎指揮叫他們少種，1959年播種面積大幅度下降達到低谷僅767.7萬公頃，這是1959年江蘇糧食減產的一個主要因素。經過毛主席努力糾正，1960年即大幅度回升，超過了1958年達到866.6萬公頃，但是1961年也下降，為864.9萬公頃，但是1962年又一次大幅下降到了858.9萬公頃，顯然和浙江省一樣大規模棄農經商是個主要的因素。但是江蘇省還有劉少奇瞎指揮重開運河的因素，所以盡管1963年糧食拉了上來，播種面積一直到七十年代才超過1958年?？傊@兩省一市在1961年是嚴重減產年。即使上海也受到“三自一包”的嚴重影響。青浦縣是陳云親自插手“包產到戶”的地方，結果減產，松江縣也是這樣。其他縣也實行了“物質刺激”的評功記分方法?！　?/p>

1959年8月，廣東順德縣北滘公社社員搶收被淹的早稻。 新華社記者呂厚民攝(超級工程一覽配圖)

　　由于柯老堅決剎住“三自一包”的歪風，總的來說上海農業在1961年受的破壞遠比其他地方小，1962年迅速好轉，糧食和水產品創歷史最高水平，浙江回升不及上海，江蘇除糧食外談不上回升。而且，糧食產量不但1961年比不上1960年，1962年也比不上1959年。1960年有干旱又有大臺風及暴雨洪澇，1962年上半年只有三自一包。

　　由于受氣候的影響，世界上許多國家都不計較單獨一年的增產或減產，而是幾年一算的。大躍進三年，我們就按照三年一算吧!

　　在1961到1963三年里，浙江省生產了2203.3萬噸糧食，比大躍進三年2233萬噸少了1.33%，江蘇省生產了2984.1萬噸糧食，比大躍進三年3080.95萬噸少了3.14%，只有上海才超過大躍進三年。即使如此這兩省一市還都是靠了1963年才達到這個水平的，不然情況更不妙。毫無疑問，大躍進三年比六一年和六二年情況好得多，農業最糟糕的是“三自一包”的年頭。如果按照國際上年平均應該遞增2.5%來計算，三年就應該遞增7.7%。浙江省這三年和大躍進比應該多收170萬噸糧食，實際卻少收了30萬噸，江蘇應該多收230萬噸，實際卻少收了96萬噸。一進一出，這兩個省少收了520多萬噸糧食。已經有不少人揭示，1962年如果說比1961年好的話，也僅僅是秋糧好，上半年是最最糟糕的時期，那年夏天由于夏收減產，以及工業在下馬風下大幅度下降，劉少奇也沉不住氣驚呼中國經濟崩潰了?？墒乾F在他們居然把局勢好轉歸功于“三自一包”。說成1961年就擺脫了饑荒，說成1958年就是饑荒。我沒有找到夏收作物的資料沒法比較，但在夏天定局的棉花和油料顯然很糟糕。也許正是為了掩蓋真相，所以鄧小平復辟當局拒不透露我國歷年的夏糧產量。1962年秋天，毛主席已經開始反擊，并且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由于該年秋糧增產幅度較大，毛主席高興地說：“階級斗爭，一抓就靈。”——這是這句話的來歷。

　　安徽、四川的農業也是以1961年最低，這兩個省的糧食產量甚至跌破了解放前。是包產到戶最最嚴重的省，也是我國饑荒最最嚴重的省。鄧賊的數據照樣說明了問題，這兒不討論了。

　　1963年才真正全面回升，1964年到1966年形勢一年比一年好，甚至連年創歷史最高水平。在這些年“三自一包”早就剎住了。不是別的，正是“三自一包”嚴重地破壞了這兩省一市的農業，而尤以大規模地棄農經商為烈，不像安徽、四川以“包產到戶”為烈。這兩省一市的饑荒主要就是1961年和1962年的“三自一包”造成的，是人禍不是天災。饑荒最最嚴重的是1961年到1962年，以1962年上半年為最烈。1963年上半年還是輕度饑荒。

　　1961年秋，我國糧食到了最最困難的時候，上海開始以工種定糧。父親身體魁梧力氣大勞動強度又大，糧食定量由49斤減少到了35斤后，付出的仍是重體力，所以一直感到肚子餓。我們正在長身體也老是感覺到肚子餓。我就餓過肚子，1961年下半年開始餓肚子到1962年上半年最為饑餓。所以上海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既不是中央的正式說法“困難時期”，也不叫“三年自然災害”。一般就稱之為1962年。1963年還沒有完全走出饑餓的陰影。——這不奇怪，看看1962年浙江、江蘇糧食產量不如1959年就明白了。

　　上海饑餓還有一個原因。由于農民大批棄農經商，上海農村的菜地大批荒蕪或者應付種植。1961年下半年連胡蘿卜也沒有了。上海蔬菜也開始嚴格地低水平定量，每人每天只有二兩，我們一家五口只有一斤，而且大多數不是好菜。由于進口的糧食是價格低廉的面粉，習慣于吃大米的上海人定量只占30%，其余主要是面粉，另外還有一定量的山芋。煮的刀削面或面疙瘩，蔬菜在上面飄著就好像幾根蔥。就靠那些面粉怎么吃得飽呢?最最為人們喜歡的是卷心菜外面的老葉子，美其名曰“光榮菜”，因為它像一朵花，正常年份是喂豬的，大家喜歡的原因是含有比較多的淀粉。1962年有一天不知道怎么會讓弟弟去買菜，全家一個星期的菜只有半籃子，他一個人就拎回來了。母親看到他上了當全是有藥腥味的劣等菜，氣得她罵了他一頓。說來也作孽，他才12歲呢!可這是一家子一個星期的菜，也不能怪母親。為了防止出現浮腫病，據我父親回憶，上海那個時候豆制品比較多，當然也是定量的。因為浮腫的主要原因是嚴重地缺乏蛋白質，除此以外還把豆渣分發給各家，我們家中把它和面粉混在一起做餅吃。所以上海雖然肚子餓，浮腫病倒沒有聽說過。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才聽說的。毛主席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后，在柯老領導下嚴格地禁止了棄農經商，組織農民種好蔬菜，當年“一抓就靈”，1963年蔬菜產量大幅度拉了上來，就不再定量了。盡管糧食定量沒有增加，饑餓感卻減輕了好多。對于1963年的蔬菜大豐收還有一首歌，至今我還唱得了幾句。

　　今年蔬菜大豐收，喲喲，社員個個喜心頭，喲喲，一年四季忙田頭，樣樣蔬菜啊才呀才豐收。蔬菜送到城里頭，工人吃了有勁頭，機器送到伲田里頭，社會主義有奔頭。

　　吸取那次教訓，后來上海就嚴格規定了每年各種蔬菜的種植面積和各種品種，再也不許鈔票掛帥，自由種植了。請主張“自由選擇職業是基本人權，他人不得干涉”的先生不要見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上海蔬菜的種植面積一直穩定在40萬畝。所以再也沒有缺過蔬菜，品種也一直齊全。也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們到農村后看到“沒有自由和人權”的農民們，蔬菜種植連年豐收，收入穩定增長，不像六十年代初那樣在一場瘋狂以后落得個一無所有了。鄧賊復辟，又一次提倡“發揮優勢，先富起來”，上海的蔬菜種植面積一下子栽倒18萬畝，從1979年到1983年再也沒有恢復，所以上海人民再一次地感到蔬菜少了。后來不知什么措施蔬菜又多了起來，但是價格大幅度上漲了。1981年我回上海時，父親告訴我，現在上海蔬菜和1962年是一樣的。上海蔬菜種植面積由40萬畝下降到18萬畝就是他告訴我的。1985年我回上海蔬菜倒不缺了，但是人們抱怨的是價格猛漲。父親告訴我，上海人民抱怨說：“江澤民三把刀，一把切菜刀，一把理發刀，一把修腳刀。”就是指蔬菜、理發和洗澡大幅度地漲價?！　?/p>

1959年10月，河南偃師小麥獲得豐收，新新生產大隊在當地駐軍支援下開始收割。新華社資料照片

　　(待續)